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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效果与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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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以来,我国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扩大,多项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配的社会公平,正日益成为社会共识。为此,必须有效发挥政府在分配领域的干预作用,而借鉴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应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西方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效果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就开始逐步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成为其干预的重要目标之一。这种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干预,就其使用的手段或方式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资的形成进行干预;二是通过税收制度进行调节;三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低收者或家庭进行转移支付。但各国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力度和取向有所不同。美国学者琼斯(Jones)按照福利支出和福利取向或市场取向两个维度,将西方福利国家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美国代表福利支出低的市场取向国家,德国代表福利支出高的市场取向国家,瑞典代表福利支出高的福利取向国家,英国代表福利支出低的福利取向国家。本文在此先以政府干预相对较弱的美国和相对最强的瑞典为例进行分析,来验证一下政府干预的效果:
  1.美国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效果分析。美国户口普查局(BureauOfCensus)每年都发表货币收入分配统计,被广为引用。下表摘录了美国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三个年份的“五分位法”货币收入分配百分比。
  资料来源:U·S·Bureau of Ceusus“Money Incom in 1972 of families and persons in the United States”,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Series P-60,No.90,(Washington D·C:U·S·G·P·O,1973)Table16.
  由该表的数据,可得两点结论:第一,美国的货币收入分配很不平均,差距很大;第二,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年间没有显著变化。该表中的数字已经包括了政府的现金转移支付,是否可以就此认为美国政府的收入分配干预措施无效呢?显然还不能。这是因为:第一,在美国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实物转移支付通常占更大比例(三分之二左右),但其影响未能在表中体现;第二,直接税的影响未予考虑;第三,不同家庭的人口差异未予考虑。因此,基于这些缺陷,还应进行再调整,以全面反映政府干预的真实效果。
  美国学者布朗宁按以上思路进行了工作,在美国户口普查局的数字基础上,他进行了以下调整:(1)扣除累进税。包括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地方财产税,虽然后两种税具有累退性,但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且足以在抵消了其他税的累退性后仍然累进。布朗宁发现,在扣除了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后,五分位法中最低级的货币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只减少了3.5%,而最高级则减少了24%。(2)加上实物转移和教育福利。这两项是受益者的真实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布朗宁指出,当国家的这些支出加进人民的货币收入时,低收入家庭的受益相对地比高收入家庭受益大。例如在1972年,实物转移支付构成五分位分级最低级家庭货币收入的60%,最高级家庭则不及1%;至于教育费用,则占五分位分级的最低级家庭货币收入25%,而占最高级家庭货币收入仅6%。(3)调整为按人计算(而非家庭)的真实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是一个方面,最终的收入差距是个人之间的,所以按人计算的调整后真实收入比之按家庭单位计算的更有意义。事实已证明,收入愈高则家庭人口越多,反之则少。布朗宁调整后的效果见下表。
  资料来源:Edgar K?Browning:“How Much More Equality Can We Afford?”The Public Interest,Spring 1976,P.23。
  可见,经布朗宁调整后,1972年按五分位法最低级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由5.4%提高到11.7%,而最高级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则由41.4%下降为32.8%。如果布朗宁的调整合理,再考虑到调整前的收入差距已包含了政府现金转移支付的影响,容易得出结论:美国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作用总体上是很突出的,效果十分显著。
  2.瑞典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效果分析。瑞典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的力度比美国更大,从而社会的实际收入差距更小。R·埃里克逊和R·阿伯格所主持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瑞典的收入分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中是最为均等的。他们使用了所谓的“最大平均化百分比”的指标来衡量瑞典的收入均等化效应。从理论上说,为了使低收入者的收入达到中位收入水平,需要从高收入者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低收入者。从高收入者的收入中拿出来的这一部分占高收入者的收入的百分比,就叫做“最大平均化百分比”。按这一指标统计的相关数字见下表:
  资料来源:Welfare in Transition:A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Sweden 1968——1981,P.122。
  上表表明,在上世纪70年代,瑞典的个人收入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均等化过程。如果把所有人作为基数来衡量收入分配,情况就更是如此,税后收入的最大平均化百分比由1967年的25.7%下降到19.5%。表明在收入日益平均化的情况下,高收入者收入下降,从而拿出的收入的相对量也在下降。
  用一个指标可进一步说明瑞典的收入均等化程度。上世纪60年代后期,瑞典的基尼系数较大幅度的下降,到7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已经降到0.2以下水平,80年代中期略有上升,但也再未超过0.22(孙炳耀,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P244)。基尼系数在0.2以下,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收入高度均等化的标志。而同期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315(1991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
  二、可借鉴的若干经验与启示
  1.为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进行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政府都在较大程度(进一步又有差别)上介入了再分配,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从政府干预的手段来看,基本手段无非是税收和转移支付,但具体手段的选择和结合上还是有各国自己的特点的。一般而言,再分配程度低的国家(如美国),更侧重使用转移支付手段,并以确保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而再分配程度高的国家(如瑞典),更侧重使用税收手段,通过高强度的累进所得税,首先使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然后再用筹集的大量资金,实现普遍性福利政策,这时尽管政府的福利支出很大,但再分配的效应却比较有限(实际上已无必要)。从根本上说,这都服务于政府的高福利目标。
  2.手段终归是手段,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目标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需通过建立起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来实现。对于以市场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家,在公平和效率的权衡上,强调效率优先,强调市场分配的作用和个人的差异,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机会均等和平等竞争,再分配的目标则是有限目标,其干预的范围和力度必然是较小的。对于以普遍性的高福利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家,在公平和效率的权衡上,强调公平优先,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注重再分配,福利待遇则注重国民身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享有上的平等,建立收入均等化的公平社会。
  3.即使存在政府和市场的权衡,政府在某些福利的提供上也并不总是不如市场有效率,为了缩小真实收入差距,政府的干预有时不但有利于公平,也同时有利于效率。例如,德国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健康保险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以GNP的11%左右为99.5%的人口提供了医疗费用和疾病保障,是一个政府干预成功的典范。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美国健康保险制度,1993年花去了GNP的14.6%(政府占其中的40%左右),但却有3700万人口,即18.5%左右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因而是不经济的。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看,德国是128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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