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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毕业论文分析-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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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探析

【内容提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宪法的一大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法律为准绳,只服从法律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宗旨。本文通过分析妨碍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现有模式和原因,提出改革现有的审判制度,保障法官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是具体做法是保证当领导和改革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建立正规的法官遴选制度。
【关 键 词】人民法院  独立行使  审判权

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宪法的一大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以法律为准绳,只服从法律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宗旨。
一、妨碍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现有模式
我国法院处理案件的现有模式仍然是一种汇报请示式的集体决策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不能保障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的行使,而且阻碍了法官制度改革的进程。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过大,法定的讨论权限演变为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设立的机构,是审判组织的一种形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和权限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并不限于讨论重大和疑难案件,一般并非重大和疑难的案件都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经过短暂的讨论后予以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使案件上审判委员会讨论变成了决定案件处理的必经程序,明显超越了审判委员会的法定权限,使审判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法院内部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最高审判组织。(1)
(二)业务庭室领导直接或者通过庭务会方式间接行使案件的决定权。业务庭室是法院内部的行政机构,负责对庭内法官的行政管理工作。实践中,办案法官在这种行政模式下多沿用向庭领导汇报、由庭领导直接决定或通过庭领导提交庭务会、审判委员会决定的行政化判案方式。尽管近年来的改革措施有强化法官独任制和合议制职能的作用,但办案法官仍出于多种考虑或局限于多年形成的工作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案件主动纳入了行政化的判案方式之中。
(三)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案件请示已成为法院系统内较为规范化的制度。(2)这一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就案件的定性、适用法律、如何处理等问题向上级法院请示,在得到明确的或原则性的指示和同意后,再对案件进行审理判决的内部活动。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悖于宪法有关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规定。
上述模式造成的不当后果主要表现在:(1)模糊了审判委员会、庭务会与独任法官、合议庭法官之间的关系,混淆了审判委员会、庭务会与法官各自的职责范围,加重了“审”、“判”分离现象,实质上由审判委员会、庭务会统揽了法官所审案件的判决职权,使法官只对其审理的案件事实负责,不以任何形式享有独立的审判权。(2)背离了审判公开原则,案件质量难以保证。对案件的处理决定是审判活动中的最重要部分,审判公开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原则。由不亲自审理案件的审判委员会及庭室领导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行使判决职权,规避了诉讼法律规定的以审判公开为重心的回避制度,影响了诉讼程序的公正。同时,由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并非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在不亲自查阅卷宗、不详细研究案情的情况下,仅在有限的会议时间内听取办案法官短暂的汇报,是很难保证案件质量的。质量难以保证的裁决和程序的不公,将会使审判权陷入信任危机,成为影响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内部障碍。(3)(3)使法官产生依赖性,缺乏行使审判权的责任感。法官在要报审判委员会、庭室领导决定案件结果的心理支配下,可能会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不作深入细致的研究,降低了责任心,增强了对审判委员会及庭室领导的依赖性,规避了法院现行体制改革中施行的错案追究制度。(4)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请示制度,实际上是用二审代替一审,使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事后监督变成了事前监督,既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也削弱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职权。

二、妨碍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原因。我国法院体制是以法政合一形式作为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逐步形成的,是按政府的行政体制模式建立起来的。尽管现行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确定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法律地位,但是由于受我国行政隶属支配一切的政治结构观念的影响,法院自身的管理并没有摆脱行政管理的方式,法官与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身份、级别地位上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别。法院在相当程度仍旧以行政级别高低与行政权力大小为依据,形成了法院内部行政决策决定审判决策的体系。在这样一种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结构环境内,主张法官独立于法院内部行政关系的束缚来独立行使审判权,尚缺乏应有的法院内部体制的保障基础。
(二)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职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审判职能混合在内部的行政管理职能中而处于附属的地位,审判工作被认为是法院行政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审判职能特殊性的认识严重不足。虽然法院也采取了强化法官职责等方面的审判方式改革,但这仍然是一种管理方式上的改进,其实质是将提高行政管理水平视为改进工作质量与效率的主要途径,并没有摆脱逐级的行政领导负责制,没有意识到行政工作是为保障审判职能的实现服务的,这种服务职能是审判职能之外的一种辅助性工作。审判方式改革不但没有解决行政工作对审判工作的干预问题,反而以责任制形式更加集中了,法官出于对责任的担心,使得“逐级上报、层层把关”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演化。所以审判方式改革没有诠释法官独立对审判权的行使。
(三)法官的业务素质不高。良好的业务素质是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赖以形成、建立的前提条件。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最终应该是提高法官的素质,保证法官独立准确地适用法律。造成法官素质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二个方面:一是法官的组成最初并非完全从专业角度考虑,而是从社会需要的领域出发,具备法律专业文凭未能成为充任法官的先决条件,法院成为各行各业中外行人员较为容易进入的部门。法官业务水平的低下,使其对法律缺乏应有的研究,对案件的审理难以与法学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相同步。二是
法律规定的不足。法官法虽然规定了法官的任职条件,但标准过于宽泛。它仅要求法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但对专业水平达到何种程度没有规定,甚至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亦可以成为法官。由于高等教育方面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高等院校在正规教育之外发放毕业证的情况较为泛滥。如果对法官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和条件不加限制和明确,将会降低法官的实际任职条件,继续影响甚至恶化法官的整体业务素质。
(四)法官自身缺乏职务和职责的安全保障,限定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职权。表现在:(1)法官的职位缺乏稳定性。我国实行的是法官短期任职制,每隔五年要重新履行一次任命手续。法官法规定了免除法官职务的条件及辞退法官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原则性和弹性较大,实际操作认定中缺乏严格的条件构成要件标准。在法院的现行体制下,法院内部对法官职位、专业的调整过于容易,使法官心理上产生了不稳定感。法官为了免受来自行政领导和行政力量的责难,在审判工作中屈从于行政领导和行政力量是难免的。(2)法院在改革中扩大了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的职权,出台了对法官的错案追究制。但对错案的界定大多以二审、再审改判作为衡量的标准,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得不考虑二审及再审的后果。法官为了避免以此标准被追究责任,采取层层请示、上交领导及上级法院决定的方式是其心理矛盾及畏惧的结果。这种原因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法官丧失强烈的职权行为责任心,这对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极为有害的。

三、改革现有的审判制度,保障法官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一)党的领导是保证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根本条件 
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领导。在当前腐败如此蔓延,一些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腐败现象如此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党要全面加强法官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审判队伍和检察队伍,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党要对法官进行彻底唯物主义的教育,使他们在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事实力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案子办准。 
在当前,党要把加强法院反腐败斗争作为第一位的紧迫任务。坚决清除司法干部吃请受礼,徇情枉法、办案不公的腐朽作风。坚决清除贪污受贿,贪赃卖法,权法交易,钱权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规定的。这是一个创造,是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来的结论。这样,就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落实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阶级、特权组织和特权人物;有了,就坚决依党纪国法予以制裁。然而,这样的组织,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不断地出现。一部分党员干部,一部分组织,自恃特殊,自己把自己摆在特殊地位上,目无国法,干扰依法办案,妨碍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有些身为领导的干部,自以为高官一坐,学问自然就大了,水平自然就高了,于是宪法和法律就不在他眼里了;法院的审判,他可以随意指手划脚了。对于这类高等法盲或自恃特殊的人和组织,首先是进行宪法基本原则的教育,不改,依法严惩。 (4)
宪法和法律一经制定,任何党组织,任何个人,不论其权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都无权修改。任何地方无权改变国家的法律,地方性法规无权改变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终审判决,下级法院和党政组织,无权变更或不予执行。否则,就是违法。对这类违法行为,国家要制定法律,如“禁止妨碍执行法”,“禁止以权压法法”,“禁止片面保护地方利益的判决法”,等等,予以制裁。宪法和法律的修改,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武装力量,都不得废除法律,更不准废除宪法或停止宪法的执行。依照宪法,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领导人都无权废除宪法或停止宪法的执行。 
(二) 改革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建立正规的法官遴选制度 
现行法院(各专门法院除外)的管理体制是:地方法院(高、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立,从属行政管理区域;法官管理在党内是“双重领导,以地方党委为主”,在法律程序上法官由地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法院经费管理按“分级负担,分灶吃饭,,的原则,由地方同级财政部门予以拨付。这种管理体制在历史上对保证审判任务的完成,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然而,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和法官制度,己越来越不适应审判工作发展的需要,严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地方法院依附于地方行政的管理体制,把法院视同于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与宪法“一府两院”的规定相违背,造成法院地位附属化和司法权力地方化。法院的人、财、物受管于地方,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地方的控制,依法独立审判不能从体制上得到保障。当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少地方和部门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把法院作为其大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工具,成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伞”,还美其名曰“为当地经济保驾护航”。这种管理体制还严重影响高素质法官队伍的建立。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政策水平、品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现在,我党执政己五十年,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有长足进步,具备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院的管理体制和法官遴选制度的条件。在我国法院初建时期实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和法官派遣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旧办法已经不能适应了。对法院和法官由地方党政部门完全按照行政工作的模式进行管理,每次换届选举,往往考虑部门平衡和干部安排,将许多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人员安排进法院领导班子;法院没有人事自主权,不少地方党委不尊重法院的意见,上级法院的“协管”实际流于形式。法院急需的法律专业人才进不来,不需要的不合格的人员千方百计给你塞进来,法院无法“抗拒”。造成许多人是当了法官再“扫盲”(法盲)。 
法院经费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审判工作的开展。由于现行的地方各级法院的经费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地方同级财政统一列支,而一些财政困难的老少边穷地区有的甚至连工资都保不住,根本无力保证办案经费。这是长期困扰和制约法院工作的问题之一。中央决定政法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保证“吃皇粮”,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从今年1月1日起,“吃皇粮”在许多地方没有落实,经费普遍严重不足,山区各县尤为突出。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财政困难。由于经费不足,不仅严重影响了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为情势所逼,乱收费、“三同”(与当事人同吃、同住、同行,即法官外出办案所需的差旅费等办案经费由当事人承担)等现象又可能死灰复燃。为了解决法院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院长不得不花很大精力找政府、找财政,被人戏称为 “扛着天平的乞丐”、“公关小姐”。“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种经费管理体制不可能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审判。 (5)
法院的管理体制和法官的透选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可以考虑: 
(1)党内对法院干部的管理,由现行的二类管理改为一类管理,即“双重管理,以上级法院党组为主”。最高法院党组成员由中央选配和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党组成员由最高法院党组主管,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协管;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党组成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党组主管,地(市)、县(市)协管。由此逐步过渡到法官由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或者特设的法官遴选委员会)统一管理。法官资格的取得,应经过必要程序。高级法官要从初级法官中选拔,由最高人民法院主持;经过国家法官学院的培训、考察,通过评定程序(如同取得高级学位那样的评定程序),然后授予。初级法官资格的取得,由高级人民法院或某些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主持;经过各省市自治区的国家法官学院分院(培训中心改制)公开招考具有大专学历或同等水平的青年,加以培训、考察,然后取得助理法官资格,到基层和中级法院工作。经过法定期限(如二年、三年或四年)的锻炼和考察,由高级法院组织考试和评审,授予初级法官资格。非经各级法官学院的严格教育培训,不能取得法官资格。没有法官资格者,不能任命力法官,法官资格与待遇,非法定理由不得取消。 
(2)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院长和审判员的程序,在党内上收一级。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员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组织部和有关省市区党委协商提名,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员由高级人民法院与同级的党的组织部门和有关的地市区协商提名,由省市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基层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员可以由中级法院与同级党委组织部和有关县(市)协商提名,由相应的地(市)人大选举或任免,或者由高级法院任免。 
(3)经费管理可分两步走:长远目标应当是:法院业务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家财政部门统一拨款,由最高法院统一支配和管理。目前,可考虑中央财政管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的业务经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管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业务经费;行政费(办公费)和基建费则由地方财政管。这样既可相对解决涉及法院和基层法院办案经费紧缺问题,又可适当解决由于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在工资福利待遇和住房等方面差别过大的矛盾。对国家级和省级的贫困县,需要中央财政加大补助的力度,重点予以安排。 

【参考文献】
(1)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5-37页
(2)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79页
(3)严存生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49页
(4)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19-23页
(5)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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