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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应该怎么写-论余华小说的人性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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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小说的人性化倾向

摘要:余华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其作品惯于表现人生的苦难与死亡的威胁,常常让主人公在最大限度的压迫下去展现主题。但是,这些安排无一不为了使人性遭受锤炼,是为了让人性的光辉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面对无边的人生苦难,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活着”。在活着的过程中去消解一切对于人的生存不利的因素。在活着的过程中实现人性的自我超越。
关键词:余华; 苦难;  活着;  人性


on  the humanized trend of Yu -hua's novel
Abstract: Yu -hua is as representative's writer whom the pioneer sent, its works are used to displaying the suffering in life and threat of the death, Often let protagonist's oppression in the maximum go down to represent themes . However, these arrangement have for making human nature temper one, in order to let the glory of the human nature receive the representing of the maximum. In the face of the suffering of boundless life, the prescription that he draws is: " live". Clear up all factors with unfavorable existence to people to the course alive. Realize the surmounting oneself of human natu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living.
Keywords: Yu-hua; suffering; living; human nature


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精致和尖锐成了余华小说的特色,他的作品写得极富真实感而又开掘出深厚的哲学内涵。在他所营造的充满冷酷、怪诞、残忍和血淋淋的真实的文本世界中,他以其鲜明的个人化的叙事方式对个体生命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执著的哲学探究,暴力、残忍、荒诞、死亡一类具有生存本质意味的主题贯注到每部作品中。然而,所有的这一切,无不归结到“人性”这一本源,这是他小说所有母题与主题的衍生地,是他所有文学与精神追求的出发点。余华的作品既重于技术层面的实验与探索,又同时凝聚着鲜明的精神特质。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过程中将对人性的开掘过程发挥得淋漓尽致。

1, 直面惨淡人生,展示无边苦难
苦难的来源基于现实对人生的戕害。它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1]然而,对“苦难”的揭示使他乐此不疲,而作为主题的苦难在他的小说中也得到了不同形态、不同深度的表达。在他小说转型中,“苦难”这一主题始终未变,而且在形式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在内容上则开拓出新的境界,并在一个新的哲学高度得以展示。“苦难”体现为一种人生悲剧和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
对暴力的“心醉神迷”使余华的笔触呈现出某种暴力的迷狂与感觉的放纵。曾有人拿余华与鲁迅作比。两者都有撕破一切假面具的义无反顾,但鲁迅对现实的批判忧愤而深广,他从不耽迷于人性恶的展示,对“黑暗”处理得有节制有分寸。没有更多文化因袭的余华则轻易地把人性恶从容细说,不仅展示,而且把玩、咀嚼,人性深处的防线被余华轻易地拆除。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人们对“我”的欺诈与暴行已经初步显露了余华对世界的看法。《一九八六年》从一个悄然而至的可怕的疯子开始展开了古代种种酷刑的实施。在《现实一种》中余华更是以冷观和审美的态度为“暴力”造型,向人们展示了亲人间骨肉相残的血腥场景。这一切,是人世的丑与恶,却正是以反命题的形式展现出人性的扭曲与毁来是何等的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阴阴地充斥在文字中的杀戮、暴力、血腥、欺诈、阴谋交织出一幅浓重的罪恶黑幕,它不仅让人感到恐惧和不安,更让人感到世界的黑暗和无边的苦难仿佛是一张不可挣脱的巨大的网,让人辗转反侧于其中却永远只有受其折磨。所谓“伤痕即景,暴力奇观”[2]式的苦难背后,却有一种理想形态的存在,一个“与现实关系紧张的愤怒作家”[3]为着这种理想“给世界的一拳”[4]。可是理想的光芒照耀不了那么大、那么浓的黑暗与苦难,在现实的人生与世界里,理想的持有者遭受到更为广阔、无孔不入的苦难。
苦难有时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以重复、恒久的方式展开,不仅生发出现实生存的暴力,而且以死亡这一重复的形式见证着不断变化的时代对生存的持续威胁。如果苦难的存在是不可拒绝,不可改变的,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世界的存在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余华正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消解世界与人生的存在。由于人不可抗拒厄运,世界就变得荒谬而意义亦随之丧失。《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就着力于对意义的消解。而死亡之于生存无疑是个最巨大的意义消解体,所以“死的观点和恐惧,比任何事物都更剧烈地折磨着人这种动物,死是人各种活动的主要动力。”[5]《四月三日事件》结尾暗示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的记忆以及对这强大的宿命的恐惧是少年精神患病的最初根源。海德格尔指出,人的存在是一种“向死而生”,人必须面对、忍受死亡这一终极随时降临在每一瞬间的可能性,这是生存之为荒谬与虚无的根源。这在《夏季台风》中得到了有形的表达。地震、梅雨、台风成为困境的象征性显现,任何一种都直接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面对着死亡的随时可能来临,人们徘徊于房屋与简易棚之间,感受着两种同样难以忍受的恐惧与焦虑,这也演绎着海德格尔论析此在在世的“畏”与“烦”。精神的疲惫成为无尽的荒原,吴全的死亡仿佛成为一种成功的逃离。死亡成为对由其本身产生的恐惧与焦虑的解脱,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构成了荒谬。然而在余华的笔下,死亡并不能作为解脱谬境的出路。因为,人还要“活着”。

2.处于暴力与生活的意义消解之下的人性寻索
可是,人的苦难并不是上天的惩罚,更多地来自于人与人之间,来自于强弱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互相倾轧。而这种倾轧往往意味着一种死亡的威胁。可是,当时移势易之际,强弱亦易转,昔日的弱势群体也同样用暴力来对付一切,这就是一个命定的恶性循环吗?余华的小说也集中地探讨着这一点。人性应当是这样的吗?《在细雨中呼喊》中成人世界对成长的倾轧使孩童在小小年纪就已领悟到获取权力的奥秘就在以更大的暴力制伏暴力。童稚的“我”心中留下的伤痕与耳濡目染的恃强凌弱使其在步入成年后必然会以对暴力的施用来获得权力实现反抗。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被压抑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夺窍而出,成为一咱毁灭性的力量。《黄昏里的男孩》中孙福惩罚偷水果男孩的残忍也源自生存中的苦难对他的褫夺,压抑多年的创痛一旦找到可以渲泄的机会便表现为暴虐的方式。在这些小说中,余华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现实生存中的苦难与暴力彼此生成的关系。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苦难作为一种更为严重与持久的威胁生存的力量被不断强化,正如先锋文本中对暴力的极致书写。苦难的无所不在使它成为人永远无法逾越的生存形态,活着即是受难的过程。苦难同样是启发余华创作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灵感的重要来源,也是二十世纪的艾略特、卡夫卡、萨特们无法摆脱焦虑的原因之一。这种苦难于人生似乎是一个沉重然而不能摆脱的包袱,它贯串于人生所有的时空。似乎已完全将人性之光遮蔽了。

余华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笔调,写出了每个人在命运面前渺小、可怜、命若游丝,毫无反抗之力。这种宿命性的生存在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已崭露出来:“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馆,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度,中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弧度。”[6]  不断出现的“弧度”象征着人生是由一个个接踵而来、永无休止的宿命性困境连缀而成,而那些“高处”则是驱使人前行的欲望的目标,一经到达便发现实质的空无所有。象征彼岸和精神停泊地的旅馆始终也没有出现,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虚无,然而人又无法摆脱存在的宿命,“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6]。在余华的写作中,如果人生可以被比作旅途的话,那这个旅途不但永远无法穷尽而且人还得被迫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他并没有把死亡作为可供选择的结束苦难的方式,他要的是,要活着,而且在活着的过程中见出人性之可贵。
这也许会让我们想起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然而两者之中,困境与宿命也许并无二致,主体的精神态度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荒诞的英雄”西西弗斯以自己不屈的受难来承担对绝望的反抗,证明人的不可征服。“反抗把价值给了人生。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6] 而余华笔下的人物只是被本能的欲望裹挟着前行,被动地承受苦难与厄运。雅斯贝尔斯指出,悲剧主要是生存悲剧,具体内容是对抗与失败,仅仅是失败构不成悲剧精神。余华的先锋文本以主体对抗精神的缺失,消解了这一悲剧精神。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人与世界与环境与他人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于根本无须乎我们自己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依据人的本性,人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很显然,余华并不想把自己的小说写一部伦理学的教材,他所关注的是生命与生存本身。也很显然,余华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现代思想的一个最大的特征便是打破旧有的一切固定的价值观,尼采颠覆了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体系,也使得“伦理在现代已成为不可能”[7],可是,一切的价值都被消解了后,我们到底还剩什么呢?余华找到的答案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一切虚无,他找到了人性这一人类最后的遗产。他要拷问的是,人性的光辉在现代社会中到底怎样才能使人获得一种成功的生存?人性的存在到底在何种程度、何种形态上能为人的生存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何种生存的方式才是最为本真,最为有效的?这一系列的问题使他的小说在九十年代有了一个转型。

3,生存在世中绽放出人性光辉
也许,无边的苦难,苦难的无可褫夺只是年少轻狂的余华对于世界的“第三只眼睛”的观看,于是,年岁渐长,对世界的审视深入了,所以,在其的小说转型中他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自己曾经观察到的那种由于苦难的宿命而造成的人性的危机也许并不是那么严重。换一个角度也许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苦难不再等同于罪恶、杀戮、血腥、暴力等等。这些东西开始逐渐隐退,腾腾的杀气消散了,血淋淋的场景隐没了,无处不在的暴力收束了。在《活着》里,他展示的是人的不可把捉却又无可逃避的命运之手,这令我们想起曹遇的《雷雨》,二者都表达了作者对于自然事物的探求,也表过了作者对于不可言说的宇宙规律的思及。《活着》的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然而在他所经历的一系列不幸当中,家产尽失也好,穷困潦倒也好,被拉壮丁九死一生也好,都抵不上那一桩接一桩的亲人的死亡和生命的丧失来得令人触目惊心,悲难自禁。正是死亡对生命的消蚀带给了福贵最深的苦难和最大的折磨。这个终极意义上的消散带走了福贵所有的生活希望和最低程度上可期待的幸福。死亡原本就是人类无可逃避的终极悲剧。死亡结束了生命,也终止了一切的价值和意义,当亲人一个一个死去之后,死亡对于福贵来说已并不可怕了,然而死亡却迟迟不降临在他的头上,让他活受这生的悲哀。这一点上,说明余华是个深刻的思想者,如果仅将死亡作为结束方式的话就显得太落入老套而不能见出生活的深刻。而《许三观卖血记》却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如果说在《活着》中的死亡象一张无所不包的巨网的话,那么在后者里,苦难的日常命运却是无孔不入的精灵。它不是让你时时刻刻感到它的存在却又从不降临,而是让人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实际地却处理它所造成的后果。这也许不会造成终极的恐怖,但会一点一点地抽空生命的内涵。这是一个小人物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的日常生活和悲欢离合,那些生活的坎坷和遭际不是可歌可泣,如泣如诉的,但却在深层里揭示了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苦难:每个人生活着,就必须直面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在这其中,“主人公不断丧失某种有价值的东西”[8] 为了结婚,为了付方铁匠医药费,为了渡过饥荒之年,为了款待儿子的生产队长,为了筹集大儿子的医药费,为了日常的正当的生活,这个一无所长的小人物只能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困境的解决和一家人的继续生存。
可是,作者只是以“命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态度来展示这一切,作者认为,能够展示便是最大的成功。他的道德判断从未明确表达出来,他才是道德判断的上帝,不平和心态上浮现着平和的目光,平静而客观地叙述着一切,包容着一切的善与恶,也没有象道德家那样率领着善的大军冲向恶的城堡。余华深信:“作家是否能够让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9],再三申明着自己排斥看法与结论的立场。他所欣赏的罗伯-格里耶主张:“要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存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10]。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使命不是来评价这一世界中人的好坏善恶,而是要不断的探索一新的存在方式。因而,无论是《活着》中的龙二也好,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李血头也好,他们虽然让人感到不是好人,却从未达到令读者悲愤难平、千夫所指的程度。因为作者并不是想在小说是把他们作为人物典型塑造,而是因为展现出一场无边苦难需要这样一些道具,甚至于作者对于这些人也有一种同情,因为不知道自己处于不义也是一种苦。
余华喜欢悲剧,也把自己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写成了悲剧,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烂了给人看”,可是,余华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如果要给他以哲学定位的话,我宁肯称其为存在主义者,因为他的一切还原、一切展现都是为了寻找一条道路,以使人们能够不再苦难,能够解脱命运的无边大网。来自命运和和日常生活中的苦难的程度如果大到人无法承受便在人心上造成绝望的感觉,可是,在余华的小说中,无论是对现实的绝望,还是对命运的绝望,并没有将生命中的一切价值毁灭,倒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的态势。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生命的悲剧没有停止上演,生存的困境也并未消匿,然而余华所提出的“活着”的在世态度却无疑是在着绝望和苦难的深渊架上了一根木头,虽然有点摇摇晃晃,但是亦能通达某种人生。
这种新的生活态势就是:“活着”。求生的本能在余华的小说中成了最高最远的上帝。就是“活着”这一理念指引着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去努力地承受着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就是“活着”这一思想,成为他们不断克服厄运的指路明灯。这种理念告诉我们,尽管命运注定是悲剧,然而我们应该做的是穷尽现在,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关键是要活着,带着这种破裂去生活,只有这样人类的高贵才能在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就应该是幸福的。面对苦难,面对悲剧命运而活着,对生活说“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抗,就是在赋予人的生命和生活以价值和意义。
而且,在人生苦难的漫天乌云之下,人性如同天国的太阳,不时地洒下温暖的光辉,家珍的善良,凤霞的贤淑,二喜的质朴,苦根的乖巧,哪一样不感人至深。而在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的情景里,在许三观向方铁匠和何小勇女人借钱的情节里,在许三观赴上海途中卖血的经历里,我们更是读到人性的宽容与善良,人性的纯净美好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其实也是作家本人所需要的,“艺术家作为一个人,他在实存的空间之上感到一种彻底的无力性,这是他‘逃亡’的终点,在这个关键环节中,作家应该回答‘存在’这个问题,他的存在、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主式,也就是他的逃亡方式,从一个实在空间向艺术空间的逃亡,精神对原有价值观念的逃亡,由此确立他与世界的精神关系。”[11]他借作品来表达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借作品中的人物来抒发自己对于人世的爱与恨、歌与哭。他不断地寻问存在的意义,活着的价值,结论便是:那如冬日一般温暖的人性。无论是以反命题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对于人性毁败的悲叹,还是以肯定的方式作出的对人性的赞美,其中心永不离人性的光辉。

所以,对余华这样一位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而又以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姿态对生活本身进行了深深思考的作家之作品,不能就其表达的内容来看。虽然他没有说话,但是他表达了。我们发现,在他的作品中展现的这种深沉的人性关怀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和古往今来的许多伟大作品一样,人,才是他的着力点,人性,才是他深情目光的注视所在。

参考文献: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3).
[2]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J].读书,1998,(5).
[3]余华.活着(前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4]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3). 
[5]E•贝克尔《反抗死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6]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作品集》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4页。
[8]余弦.重复的诗学.当代作家评论,1996.(4). 
[9]余华:《河边的错误•后记》,《余华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10]《新小说派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 
[11]格非与北村的通信[J].文学角,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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