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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案例-论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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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神损害赔偿》
[目录]
一、 探索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渊源…..……………………………….2

二、 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6

三、 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实践情况……………………...7

四、 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的探索………………….12

五、 结束语……………………………………………………………13

论文摘要:
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进行详细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对人格权历史轨迹的研究和挖掘,揭示精神损害问题的实质,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提出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可行性办法。
关键词:精神损害、人格权、财产权、经济赔偿
正文: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不再仅仅停留于以往的对物质生活的满足,更进一步提出了对精神世界需要的追求。然而,同物质世界一样,精神世界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矛盾日益突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自身人格的一系列权利也同物权一样重要,于是便有了对侵犯或被侵犯人格权利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要求,这构成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我国是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较晚的国家之一,这与我国的国情是分不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物质财富日益丰富起来,人们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一系列要求之后,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精神世界的需求,由此而引发的由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人格权力冲突,最终导致了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最终提出。
一、 探索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渊源
“精神损害”这个名词是在西方国家最早提出的,法学家们认为,精神损害问题是起源于物质生活极度丰富以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过程中的。其主要表现为对除物权之外的一系列“人格权”的要求。为了说明精神损害的起源,我们不得不从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谈起。
星野英一先生在《私法中的人》中说:“在属于人的权利之中,除了对外界事物的支配权以外,对自身的支配权的观点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等厄鲁斯(Ponellussc Doneall,1527-1591)认为,属于我们的东西(Quodonostrum est)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另一种就是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的东西。”齐腾博先生在《人格权法研究》中认为,在近代古典自然法学者的著作之中,好像有相当多的人承认对人格权的观点在很早以前就存在。 
但是与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者相反,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遗忘”了“人属于人的那些性质和权利(Ses attributs on des droits)的思想”[1],而此时的德国,也“出现了具有共通之处饶有兴趣的倾向”[2],19世纪德国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主流失去对人格权的关心。 
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经济人”追求促使人格利益在近代法中对所有的人的“法律人格”的承认的基础上延伸,致使人格权得以确认[2]。近代民法确认人格平等是交易和占有财产的产物,苏俊雄先生指出:“人格平等是与契约的广泛扩张相呼应的”[3]。栗生武夫先生认为,“人格权是在‘19世纪发现了利己心及其驱动力’之后才被认可的。”“人格权是“19世纪所有的人的‘商业化’(即意识到对个人私利的尊重)而希望法律对私利的保护更加完善的结果”[4]。但是19世纪的西方民法学者大都把财产权视为个人人格的延长,主张将个人意志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价值体现在个人对此财产权的支配方面,人格权利就是对财产自由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对人格的尊严意味着对他人财产的尊重。所以黑格尔宣称“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5]。由于“个人意志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价值体现在对财产权的支配方面”[1],未将“支配自由本身提升为一种独立的利益,最终混淆了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客体,把人格权的利益内容也归结于财产”[1]。 
现代人格权的独立与19世纪末个体私利支配下而产生的私权——知识产权的兴起密切相关。因为知识产权中的经济权利以人格权为基础,所以知识产权中的人格权由于经济活动而凸现、独立。著作权是人格权的发端[2],在大陆法系几个国家,关于人格权的概念正是籍由著作权而衍生发展的。19世纪末,“精神权利”概念的出现,成为许多法学家思考人格权问题的动因 [2]。1870年,法国学者莫勒特在一本关于版权和工业版权的著作中论及人格权。1877年,德国学者加雷斯提出人格权的概念,但他把名誉、姓名、个人按其意愿安排生活的权利等划归知识产权。1907年柯尔勒在其著作中认为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属于著作权的内容。而且我以为知识产权中的其他权利如专利权、商标权、商号和商誉等在商业领域之发达促成人格权中的姓名权、肖像权、信用权的发展。 
人格权在立法上的确立确认之前,各国通过判例或其他方式予以保护,法国在实际上判例一直是保护各种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其涉及生命、身体、名誉、贞操、姓名、肖像、信用和私生活等几乎所有的权利[1]。19世纪德国各邦的判例也承认类似的结论[2]。在以名誉损害为中心的英国和以隐私权为中心的美国,同样的结果在实际上可以得到承认[3]。 
人格权在立法上的确立发生在本世纪初。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和1910年的《瑞士债务法典》明文规定和倡导“人格诸关系”的保护。法国在德国19世纪非主流的普夫塔、基尔克、约瑟夫.库勒等的学说的影响下,将人格权作为统一地在理论上予以确认,其民法典修正委员会的草案中的人格权“具有相当广泛的涵义”[Avant–Project de code civil,P78(Expose des motifs)]。德国法哲学家库安(Coing)奠定了一般人格权的法哲学基础,在霍布曼(Hubman)、尼佩戴(Nipperdey)等的倡导下,德国承认了一般人格权,联邦法院将一般人格权视为“宪法上保障的基本权”,更是在反思纳粹暴行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1949年《波恩基本法》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了“人的尊严”(Menschenwurde)和人格的自由发展(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onlichkeit)。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50的《欧洲人权宣言》更是以国际法的形式对其确认。
对人格权的认可,导致了对由侵犯他人人格权利而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提出和探索。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不仅能看到近代财产法的优先地位[4],更看到了现代“人格权(Personnalite)正在向财产夺回桂冠”(Paul Roubier:Les droit extrapatrimoniaus),同时,我们阅读到关于近代之前的经典论述,因此,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即民法的中心是沿着“人格—财产—人格”的轨迹不断演化的。
二、 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
通过对上述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我们看到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提出过程,也仿佛从中依稀看到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实质。
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或法人的姓史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受到损害,致使其人格受到非财产损害,由侵害人用财产给予补偿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于3月10日正式公布实施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民事侵权行为造成自然人精神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可以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公民去世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权利,受到非法侵害,使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死者的近亲属也可以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遭受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时,物品所有人有权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这个解释还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因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可以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同时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当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各种因素,综合予以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说,这个司法解释的公布,是我国完善公民人格权司法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 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实践情况
虽然,我国已经正式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有了一定的探索,但至今仍未在正式的法律上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在对哪些情况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并且可以由人民法院受理以及在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体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上,法律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意见。下面就各地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案例之一,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强奸案受害人精神损害索赔案的最终结果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受害人张女士要求罪犯刘某赔偿其精神损失的起诉。强奸犯刘某被判刑入狱后,张女士依法于2000年11月向深圳罗湖区法院另行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罗湖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刘某的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直接后果是给原告造成了终生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丧失,并由此导致了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法院据此判令刘某向张女士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深圳市中级法院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撤销罗湖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起诉。这一判例足以让人相信,对于被害人因他人的犯罪行为而受到的精神损害,法院不予保护。
众所周知,依据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辱骂、猥亵等行为,都足以构成对他人的精神损害,受害人有权据此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偿精神损失。强奸行为显然构成精神损害。对此,我想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如果承认强奸在民事上是一种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却又不肯依照民事法律对此精神损害加以确认,并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益,那么,就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因为这是刑事案件。如此一来,就有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结论: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法院应当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在民事侵权之外增加了刑事犯罪的因素,则这种侵权反而得不到制止,受害人的权益反而得不到保护了。进一步推论,就更能发现这一荒唐结论的可怕后果:对于一个民事侵权者而言,自己对他人的纯粹民事侵权行为,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要想逃避这种责任也很简单:加大侵权的力度,让民事侵权变成刑事犯罪。具体到对妇女的性权利侵犯而言,侮辱、挑逗等行为,行为人可能面临精神赔偿的责任,可如果是强奸这种比挑逗严重得多的侵权行为,则无须进行精神赔偿。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立法和司法都要“善”。就立法而言,《刑事诉讼法》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于附带民事诉讼之外,这已经是一种严重的缺陷。但这种缺陷还有补救的余地,那就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的机会。从司法上看,法官对于法律的运用,理应符合法律的精神。当轻微的精神损害都可以依照法律获得赔偿的时候,严重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竟然被法院驳回,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至少是对立法精神的曲解。从后果上看,这种判决实际是在鼓励犯罪。
案例之二,今年元月8日晚,泾阳县农家少女麻旦旦被当地派出所干警和司机带到派出所,要她承认自己有卖淫行为,在将她折磨一整夜之后,泾阳县公安局出了一份处罚裁决书,裁决书上麻旦旦成了“男性”,处罚理由竟是“嫖娼”。在麻旦旦到咸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后,市公安局竟要求她做了两次处女膜完整检查,结果证明她仍为处女。 
随后,麻旦旦将泾阳县公安局和咸阳市公安局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咸阳市秦都区法院5月9日做出了一审判决:除补偿误工和医疗费外,麻旦旦获赔74.66元。大失所望的麻旦旦及其家人随即上诉。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18日开庭审理此案,并于12月11日做出二审判决。 
法庭判令泾阳县公安局支付麻旦旦被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两天的赔偿金74.66元,加上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以及180天的误工费共9135元整。 
麻旦旦要求的500万元精神伤害赔偿等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法院审理认为,麻旦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 
对二审的判决结果,麻旦旦家人十分不满。他们表示,麻旦旦在精神上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不应该就此了之,她还将申诉,不打赢官司决不罢休。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就我国目前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的确定来看,没有统一的标准,由此引起的诸多司法实践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案例之三,“那张黄碟从邻居家借的。事发当天本想还回去,结果因为出诊而忘记了。8月18日晚11时许,我和妻子正在看那张碟,忽然有人敲门说要看病,父亲刚把门插销拉开,外面的人立刻乘势闯入,直奔我们的卧室。其中一个矮胖子进屋就掀开我们的被子……”。张某匆忙穿上衣服,去阻止另外两个抱电视机和影碟机的人,结果被他们摁住。之后,万花派出所的所长也来到张某家,“他一进来就抓住我的头发,用拳头打我的脸和脖子。” 张某随后被民警带到了派出所。“他们在我胸口垫了本书,用拳头猛击我的胸口,同时在我的腰背上顶了几下,我吐了一地……”“他们要我承认喝酒了,用棍子打了民警。还说这样才会没事,否则就要劳教、判刑。”当晚张某在滞留室里呆了一夜。第二天晚上7点多才被放出来。10月21日,两名民警将张某带到宝塔分局治安大队。“那里的一位姓杨的民警说我被拘留了,接着把我送到了宝塔区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我不停地咳嗽,”张某说,“看守所的人就带我去医院拍了个片子,结果是支气管炎。他们说,不是肺炎就可以放在看守所里。”11月5日,张某被取保候审。12月5日,张某被解除取保候审。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张某被取保候审回到家后,精神状态变得非常差,目光也变得呆滞。因此案给张某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张某的家人要通过诉讼渠道得到解决,并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11月12日,张某被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急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在医院治疗3天就花了1000多元,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张某被家人接回。
在张某一案被撤销后,20多天来,张某全家多次向公安机关提出要求:有关人员赔礼道歉;承担张某的住院医疗费8000元、误工费12000元;对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和经办人员给予处理。
事后,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局的纪检委书记孙伟,向“黄碟事件”的当事人张某进行了诚挚的道歉。除此之外,有关部门一次性补偿当事人精神损失费29137元,并承诺将对本案的有关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
上述案例的不同结局,充分说明了,我国目前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尽快制定一部针对该问题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四、 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的探索
通过对以往司法实践工作的经验总结,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我们提出如下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供大家探讨。
确定侵权人是否承担精神赔偿责任,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侵权人的过错情况、例如,侵权人主观上故意还是过失,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是善意还是恶意等;
(二)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主要指侵权人的行为方式,手段、场合,时间等;
(三)侵权行为的受害程度,主要是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以及侵权行为的后果,例如,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程度,是否引起受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其他疾病,以及影响婚姻,家庭关系、晋级职等;
(四)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例如是全国范围内还是在省、市、区域或某单位局部范围内产生影响,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长短,被害人的知名度;
(五)侵权人的认错态度,是及时承认错误、积极消除影响,还是拒不认错,甚至扩大不良影响等;
(六)受害人的请求,如受害人的请求数额大小,请求的合理程度等。
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除应依据上述六条依据外,实践中还可以根据侵害人的受益情况,综合考虑以下具体因素:
(一)侵害人因侵害他人人身权利获得经济利益的,一般情况下,可在其获得的经济利益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二)侵害人获得的经济利益较大,全部赔偿给受害人有失公平的采用收缴非法所得所事制裁措施,将赔偿损失后的多余部分收回国家所有;
(三)侵害人获得的经济利益较小,全部赔偿给受害人尚不足惩戒侵害人和抚慰受害人的,赔偿金额可大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四)侵害人没有获得的经济利益,根据具体案情确需精神损害赔偿的,应责令侵害人适当赔偿。

结束语:
精神损害赔偿则指公民或法人的姓史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受到损害,致使其人格受到非财产损害,由侵害人用财产给予补偿的民事责任。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是一种新生事物。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才能在实践中探索出其内在本质的规律,从而为最终解决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问题寻找出一条正确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01年3月10日正式公布实施);
(2) 《私法中的人》(星野英一)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3) 《法理学》(伯恩.魏德士),法律出版社 2003年7月出版;第202页
(4) 《西方法学流派撮要》(何勤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出版;第190页
(5) 《法国物权法》(尹田),法律出版社 1998年2月出版。第63页
(6)《论精神损害赔偿》(吴建依),《当代法学》杂志出版社,2000年第2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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