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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与经营者激励约束—— 以中美会计准则为例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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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与经营者激励约束
—— 以中美会计准则为例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会计准则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问题。从会计准则的研究综述入手,引出会计准则的约束功能,并以中美会计准则为例,讨论了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对经营者激励约束作用。
关键词:   会计准则    经营者     激励约束

一、会计准则概论
就我们掌握的资料,对会计准则本质的研究大致分为这样两个主题:一是会计准则的“技术观”;一是会计准则的“非技术观”。尤其是会计准则的“非技术观”由于相关学科的发展,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我国的学者,大多从我国会计准则变迁的角度解释和验证会计准则的“非技术观”。
(一)会计准则的技术观
会计准则的技术观是对会计准则本质最基本的看法。技术观认为,会计准则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技术标准。
在西方,会计准则一词最早出现在1940年美国会计学家佩顿和利特尔顿所著《公司会计准则绪论》中。在这本书中指出:“会计准则之本身,非即为会计方法与程序,但为会计方法与程序之指南耳。”也就是说,会计准则并不是具体的会计方法与程序,而是它的指南。
在我国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纪琬教授、娄尔行教授、陈毓圭教授、葛家澍教授等。以杨纪琬教授的论述为例,他认为“会计准则,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会计行为的规范化要求,也是会计工作法制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准则,既涉及会计理论和方法,又影响会计实务和操作,在整个会计领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二)会计准则的非技术观
非技术观则大大丰富了会计准则的内容。这一学派从经济学、管理学、契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维角度来研究会计准则。
非技术观则大大丰富了会计准则的内容。这一学派从经济学、管理学、契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维角度来研究会计准则。
1.国外的研究成果
把会计与企业理论相结合最早出现在迈克•查特菲尔德的专著《会计思想史》中。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实证会计大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瓦茨和齐默尔曼两位教授。他们在1986年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会计准则问题,但是这本专著对会计的规范研究提出了挑战,促成了实证会计的发展。这一专著是会计契约观的代表作。威廉姆•R•司可脱(William R.Scott)著的《财务会计理论》。他利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工具,重新构架了会计及会计准则的分析框架,认为“能协调股东与管理者利益的最优财务报告系统不一定是投资者获得信息的最好途径。而企业净利润数据只有一个,因此导致了准则制定的产生。会计准则被视为是协调投资者和管理者在财务报告中获得利益的一种管制形式。”
2.我国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大都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研究会计准则。实际上,是属于会计准则“非技术”观的历史考察。谢德仁(1997)对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进行了研究。刘峰(1996)、杨时展(1998)、曲晓辉(1999)等讨论了企业会计规则本身的变迁。蒋义宏(1998)讨论了1985-1997年中国股市发展对会计规则本身的影响,冯淑萍(1998)概括了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20年会计的改革与发展。项兵(Xiang,  1998)分析了中国会计制度改革的趋向,提出依中国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和缺乏独立审计的会计环境,国际会计准则并不适用。肖泽忠(Xiao et al,,2000)描述与分析了中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希尔密(Hilmy,1999)分析了中国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中的一些概念,他将分析置于中国1949-1993年会计环境的变迁之中。项怀诚等(1999)对1949-1999年五十年间中国会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总结了会计工作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刘峰(2000)对中国会计准则的制订进行了较综合的分析。汤云为(Tang,2000)分析了中国会计走向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林毅夫(1992)、孔径源(1992)、杨瑞龙(1994,1998)、段晓锋(1998)、黄少安(1999)等曾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加以分析,各有其较独到的见解。

二、会计准则的约束功能
经营者所面临的经济事件不外乎两种状况: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会计准则对确定事件的激励约束功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会计准则契约就是通过规范化的契约条款来约束经营者按照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即我们在会计上讲的有关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及披露,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也就是说,通过会计准则规定的确认、计量及报告,经营者的“偷懒、机会主义”便没有了借口,他也无法把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归咎于不可控的因素。会计准则实际上提供了这样一种环境:它一方面对交易中的不确定因素障碍给予减少、控制,以使不确定性成本大大降低,促使经营者积极促成交易;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经营者交易的范围,确定其有权做什么,界定了管理当局在交易中所能得到的相应的利益,及其所获取相应利益的稳定的依据或条件,使企业各契约方在参与交易前就能够移交易的后果做出基本的损益计算和判断。换句话说,如果经营者有了界定的会计准则,就确定和限制了其选择集合,并且使其行为有了收益保证或稳定的收益预期,这样,其行为就有了利益刺激或激励。经营者一旦选择了某项准则,会计主体一般就知道了自己的行为边界,知道其行为的作用范围及利益获取方式和数量,知道超越准则边界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样,使得人们在发生各种会计行为时,能够保持在一个既符合个人利益,又不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范围内进行。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会计准则,那么,尽管人们的会计交易活动不能说不受任何限制,但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会计实务处理的随意性(不受约束),促使企业粉饰决策、弄虚作假、财务报告严重失实,从而出现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该如何处理?这就要涉及到一个判断、选择会计政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我们认为,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体现,它给了经营者根据实际不确定情况,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权力。试想,如果用一套没有弹性的准则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经营者就没有了创新的动机。因为,即使再创新,会计准则是不允许反映的,这样一定程度上会挫伤经营者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认为,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是对经营者最好的激励。以下的部分我们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三、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
企业的所有权包括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公司治理问题的实质就是企业所有权安排(张维迎,1999)。从奈特(Knight,1921)开始,经济学家们就认识到,追求效率最大化应实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最大程度的匹配。我们认为,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体现,是它的一项内容。
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是指在企业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它是由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所决定的。相应的,我们将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理解为在会计准则契约中没有明确做出规定的会计事项的会计处理规则的选择权,它包括会计判断权和会计政策选择权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剩余选择权是在前述会计准则契约的范围之内的制定,也就是说,由于准则契约的不完备,在契约中有些时候的条款是以“原则”的形式体现的,剩余选择权必须是不违背这些原则的,即在准则规定的行为范围内进行选择和判断,如果这些基本的原则需要改变的话,恐怕我们在上一章讲的四方又要进行再一次的谈判了。
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权力都不会消失。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现实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导致的准则契约的不完备性。 “经济学从来不认为任何事物、行为或制度有绝对的价值,它所追求的最佳境界是不同事物、不同行为或不同制度间的均衡点”。会计准则正是在这样的规范性(制定权)与灵活性(剩余选择权)中寻求平衡。关于会计准则的契约性及其契约的不完备性已在前文论述,这里不在赘述,只强调两点:
第一,不确定性使会计判断成为必然。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形不一,千变万化,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制定得很完备,有些经济事项必须有要有职业判断。例如在我国的《收入准则》第五条中,就明确规定了销售商品收入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在这一条款中,销售商品的确认不再以货到或单到的时间为判断的标准,而是提出了同时满足的四条标准(原则):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转移”、“是否实施控制”、“经济利益能否流入企业”等都成为会计判断的主要着眼点。而类似这样的判断,是无法以具体的明确的条款规范的。再如《存货准则》中关于可变现净值的条款,“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后的金额。”可以说,每一个经济事项把它转化成会计的商业语言都离不开判断。
第二,会计准则的“反映性”造成的准则真空地带。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即会计准则的规定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因而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现象,这也使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成为必然。这不属于违反会计准则的行为,因为会计准则根本就未对此做出规定,在这种会计准则未作规定的领域,企业拥有更大的准则剩余选择权。这种权力应安排给企业管理当局,因为他们比准则制定机构拥有更多的企业信息,决策速度也更快,从而可以提高效率,降低代理成本。
这种剩余的制定权对经营者来讲,是最好的激励。主要的原因是,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可以给经营者带来剩余的收益,也就是说,这种剩余制定的权力为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提供了保证。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企业会计信息正确揭示的基础。这里需要区分一对概念,即剩余选择权与赢余管理(或利润操纵)。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客观存在、中立的一种权力。而赢余管理(或利润操纵)则是经营者滥用了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一种以迷惑投资者为目的蓄意行为。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为经营者操纵利润而存在就颠倒了这种因果关系。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准则的剩余选择权(原因)→经营者自利动机的驱使→利润操纵(结果)。并不是经营者在任何时候都有利润操纵的行为的。这一点已被许多实证研究所证明。这一点对于理解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的激励约束功能非常重要。然而,这种故意、非故意的主观愿望很难区分,于是,靠准则执行者本身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公司治理的内、外部约束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将是我们在第五章论述的问题)。所以,在论述剩余选择权与道德风险问题时,我们有一个隐含的重要假设就是,经营者正确使用了这种剩余选择权力。
我们知道,解决道德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激励代理人。而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对经营者的最好激励,它作为剩余控制权的体现,实现了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的匹配。具体来说,这样的制度安排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表现为:
第一,激励准则创新。控制权与收益权是高度互补的,因此,根据严格互补资源(会计准则)应该统一支配的原理,把它们配置给同一个人才是合理的。否则,如果一方拥有会计准则的控制权,而另一方拥有大部分的收益权,前者就不会有多大的激励开发会计准则的新方法,同样后者也缺乏这方面的激励,最终导致会计准则的“套牢”。
第二,会计准则使用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分别取决于生产经营决策和资产经营决策。如果资产的使用者只有生产经营决策,并通过高能激励合同获取短期利益,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有短期行为,甚至滥用资产。相反,如果将他们的利益与长期决策权结合在一起,那他们至少就会在短期和长期行为之间平衡他们的活动。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就有这种平衡的功能。
第三,两“权”分离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低效率,使具有较高个人利益但较低总价值的经理人员,在与个人利益较低、但却可以为全体所有者创造较高价值的经理人员的接管竞争中获胜。克里斯蒂和齐墨尔曼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若事实上接管目标企业未采取或很少采取机会主义式的会计政策,那么大部分的企业行使会计政策选择应当是以提高企业总价值为目标的一种有效率的行动。
第四,给定经理因报酬契约的存在而成为企业剩余收益索取者,经理也有动机来采取那些可增加企业总价值的会计政策,由于企业的总价值因这些会计政策的采用而得以增加,因而经理可以在不减少企业其他参与者财富的基础上实现自身财富的增加,因而这类会计政策选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是有效率的。
第五,企业作为一个多层次代理关系的契约网络,其内部必然存在着复杂、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部门经理人员。政府允许管理当局拥有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这既可缓和第一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矛盾,又可以对企业管理层及其内部进行最佳的激励与控制,从而协调企业管理层内部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
总之,从管理当局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益权相匹配的角度看,给管理当局留有一定程度的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这既是会计准则相关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而且也是节约契约成本、激励和监督会计准则有效实施的重要措施。

四、 中美会计政策选择权比较研究
(一) 我国的情况
这部分我们利用了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调查研究成果。该项调查选取了2002年底以前上市的公司中的随机100家公司,调查的对象是这些上市公司的财务部经理。调查的结果如下:


表1: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权大小
选择权过大 选择权过小 选择权适中 说不清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2 9% 8 36% 10 46% 2 9%

表2: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对会计报告数据的影响
程度
因素 有较大影响 有影响但不大 基本无影响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业绩(赢利) 10 46.2% 14 53.8% 0 0
财务状况 6 33.4% 12 66.6% 0 0

表3:站在管理者角度,会计政策选择权大好还是小好
大了好 小了好 无所谓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12 46.2% 14 53.8% 0 0

表4: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是否充分听取了上市公司实际工作者的意见
充分听取 少量听取 未听取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8 30.8% 16 61.5% 2 7.7%

表5:给公司充分的会计政策选择权,是否会造成会计政策的滥用
会 不会 不一定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回答次数 百分比
8 38.5% 4 15.4% 12 46.1%

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
1.82%的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认为,其拥有的剩余权适中偏小(表1),并认为当公司拥有了较大的剩余选择权时,可能会造成会计政策的滥用(表5),与此相联系,由于剩余权适中偏小,公司就难以自如的用会计政策的变更影响会计报表,所以,有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我国目前允许的会计政策选择范围内,会计政策选择对会计报告有影响但不是很大(表2);
2.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站在管理者角度,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剩余权小了好(表3)。这是与我们的理论相违背的。
3.多数调查者认为,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只少量听取了公司的意见(表4)。
(二)美国的情况
美国会计政策选择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GAAP允许对许多交易在两种或多中可选择会计处理方法中择其一。诸如设备的修理和彻底检修、记录销售的时间安排和存货、设备的减计等交易的会计处理,都是由管理当局来选择的。管理当局在存货(后进先出法、先进先出法、平均成本法)、折旧(直线法、加速法)、油气勘探成本(全部成本和成功的努力)和长期合同(完成合同法、完工百分比法)等会计处理方面都可以做出选择。一份来自1998年美国会计学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财务报告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认为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者也监管者而言,核心问题是决定允许公司管理当局在编报财务报告时拥有多大程度的职业判断。为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准则制定者们对下列证据感兴趣:(1)各种赢余管理的程度和频度;(2)被用来进行赢余管理的具体应计项目和会计方法;(3)赢余管理的动机;(4)赢余管理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美国学者关于经营者利润操纵的经验性结论,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美国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的一个佐证。这些经验性结论有:
1.戈登、霍维茨(Horwitz) 和梅耶斯(Myers)运用指数平滑模型,调查了美国钢铁公司的收益序列,得出结论认为,企业不能使用投资减免会计处理作为拉平收益的手段。
2.阿齐贝尔德(Archibald)、科普兰德(Copeland)、科普兰德和利卡斯特罗(Liscastro),及怀特(White)没有发现收益拉平的证据。
3.卡什恩(Cushing)调查了1955—1966年报告会计变化的666个例子,发现会计原则的实质变化趋向于拉平收益。
4.达斯切尔(Dascher)和麦尔康(Malcon)发现选择性拉平变量被用于化工行业。
5.贝德利曼(Beidleman)调查了5个变量,发现报酬、养老金、研究和开发、销售和广告费用被用作拉平变量。从子公司获得的收益和退休的厂房没有用于这一方面。
6.莫尔(More)发现管理当局变化经常与减少收益的选择性会计决策不谋而合。
7.霍维茨和克洛迪(Kolodny)发现,较小的公司趋向于响应FASB第2号公告,减少其研究与开发支出。FASB第2号公告要求对这种金额立即费用化。达克斯(Dukes) 、狄克曼(Dyckman)和艾略特 (Elliot)没有发现大公司有这种反应的证据。
8.狄安基罗(DeAngelo)提供证据,表明持异议的股东在委托书争夺战后立即“冲销”,将谴责遗留给前任管理当局。
此外,还有博因顿(Boynton)、多宾斯(Dobbins)、普利斯科(Plesko)、凯翰(Cahan)和鲍西奥(Pourciau)等均在这一问题上做了实证研究。

五、结论
以上的研究成果,可能不能直接说明两国准则剩余选择权的差异,但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的理论是有解释力的,即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对经营者是有激励作用的,剩余选择权并不必然导致利润操纵。我国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倒可以说明一些关于我国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的状况。
总的说来,我国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的范围是符合我国公司治理的基本情况的。在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较低的剩余选择权有利于整个经济的运行。至于有53.80%的人支持较小的剩余选择权与我国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不科学的激励机制不无关系。根据企业理论,要解决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必须对其激励。而我国不仅经理人员持股很少,甚至连董事长都不持股,更有甚者,有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领取报酬。据有关人士对1998年上市公司年报研究,我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总体报酬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董事长总体年收入平均47713.75元,而最高为38万元,最低为1600元;总经理年收入平均51436.17元,最高446500元,最低3320元,前者分别为后者的237.5倍和134.49倍。这种特殊的激励机制,再加上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法人股的不流通、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使经营者对剩余权力的行使不感兴趣,而这种权力给他们带来的就是增加选择的麻烦和增加管理风险,也就是说,在我国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激励不足。
会计准则的剩余选择权是对经营者最好的激励,有助于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我们从事实和准则两个方面比较研究了中美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得出结论:现阶段,较小的剩余选择权是适应我国企业的状况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会计准则剩余选择权对经营者激励不足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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