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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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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摘要:《围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女性形象和文人形象的画谱。它集中而深刻地刻划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形象,以此而反映了深广的社会文化内容。作者学养深厚,技艺纯熟,所以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全无雷同之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形态性格。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这三个主人公方鸿渐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各有其特征。但是作者并不是仅仅从人写人,他写出了每个人性格所由之来的那个根源,把形成每个人特征的文化基因摆了出来。作者以婚姻态度为出发点,对每个女性进行表现,我们发现,这些新女性虽然形式上似乎真的新了起来,但事实上还是摆不脱传统的男婚女嫁观念。还是充当了传统婚姻的一分子。但是,作者着墨不多的唐晓芙身上似乎体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于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她进行个案分析。
关键词:《围城》;女性;文化;婚姻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小说发生的年代极富意义——全民族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它以留学生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现了一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在中国失败的历史画卷。那么什么是“围城”?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人生的婚姻好比一座被围的城,已婚的恰好是处于被围的城中,极力想要冲出城去。但小说更有其深刻的含义,不仅隐喻婚姻、家庭,更隐喻旧中国的社会。[1]小说中的人物千奇百怪,各有各的外貌形象、性格特征,作者均用不同的词汇描绘出来,无一雷同。我们认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刻划实为叫绝,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题分析。

一,千人千面,形态各异。
小说对女性人物的设置是独具匠心的,她们的存在具有双重意义,既是独立的艺术形象,同时又是作者刻划人物、推进情节的道具。小说主人公方鸿渐,照杨绛先生的话说,是个“被动性主角”,一个永远寻找精神依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小说中,他本身没有什么大动作,他的矛盾性格是通过他与其他各色人物的冲突得到显现的。因此,作者借鉴了西方“流浪汉”小说那样的叙事模式,以他作为小说结构手段。整部作品几乎就是方鸿渐的“旅程录”,从法国邮船到上海,然后回故里,又重返上海,一路去内地三间大学,最后又回到上海。方鸿渐走到哪里就带出一大批人来,作者以这些人物同方鸿渐的矛盾冲突造就方鸿渐其人,同时也通过方鸿渐的眼光、感觉去暴露这些人物的众生相,把一群现代儒生的空虚、无聊、自私、怯懦甚至虚伪、奸诈等种种病态描摹得淋漓尽致,这些人受着一些理性之外的欲望的支使,从而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去深入剖析那个社会的文化精神,揭示出辗转于中西两种文化氛围中现代知识者的精神危机。[2]小说中的鲍小姐、苏文纵、唐晓英、孙柔嘉四位女性就是作者为主人公方鸿渐设置的道具式人物。与内地三间大学中那班灰色知识分子不同,这几位女性构成一条爱情线索贯串于方鸿渐整个人生旅途之中,人,在些作为文学的串线。她们成为审视方鸿渐复杂心理态势、揭示方鸿渐矛盾性格特征的最佳观照点。
   作为艺术形象,小说中的四位女性是各具特色的,鲍小姐是留学生中的怪胎,在她的身
上“中国国体”已经荡然无存。笔者认为她只是西方纵欲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的集成。
无怪乎作者有意冠以“鲍”姓,是否取意“鲍鱼之肆”其中爱憎褒贬尽在笔端了。苏文纨似
乎是“中体西用”社会文化氛围的具体体现。她虽然出身名门,“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
但是实际上她的身上少了一点中国大家闺秀式的温柔敦厚,更多的沾染上了巴黎上流社会社
交圈中贵妇人矜持自负、卖弄风情与盛气凌人的习气。唐晓芙与孙柔嘉没有出洋留学,她们
中一个是未见世面单纯幼稚的女孩子,一个是精明能干的小妇人。特别是孙柔嘉,她性格中
多疑、喜嫉、专横、自私是当时中国妇女为了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造就的特征,
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产物。女性类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意蕴,她们组成了中国现代自由女性的群象,为我国现代文学妇女画廊增添了光彩。不过她们也有共同之处,即这四个女性不论是洋派的,还是旧式的,在作者的笔下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佳人”。作者从爱情婚姻这一特殊角度集中暴露了她们的丑陋。她们中有的风流放荡,有的矜持自负,有的天真幼稚,有的任性乖张;或只贪情欲,或玩弄别人,或意气用事,或心计过深。作者严肃地以现实主义态度嘲讽她们在爱情婚姻方面表现出来的性格缺陷,批判她们盲动、轻浮、矫情的恋爱观,其一是为了说明面对婚姻这座城池,进或出都不轻松,想求完美或认真计较都容易出问题,婚姻只是座“围城”。其二是为了对以所谓“性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意义提出质疑,淋漓尽致地揭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腐蚀与侵染。其三是为了把带有缺点的女人们真实可信地表现出来,从而反映现代社会中女性世界的众生相,从另一个侧面丰富这部“新儒林外史”的内容。[3]因此,可以说《围城》中的女性形象是作者精心刻划的有思想价值与艺术品位的艺术形象,她们带给读者的联想与启迪将是丰厚深邃的。笔者认为女性形象的精心设置是小说《围城》创新出彩之处。

二,女性的文化基因。
不可否认,经过五四运动,妇女有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然而也只是形式上的剪剪头发、男女同学、女子进学堂等,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娜拉们纵然荷包里有钱,或又有博士文凭,然而又能怎么样呢?“出走”后的她们最终还得取悦于男人,还得把男人作为“铁饭碗”。《围城》中的几位知识女性把智力部没资在男人身上,聪明都发挥在如何捕捉男人、引诱男人上,鲍小姐就不用说了,博士苏文纵费尽心机与表妹争风吃醋,唐晓芙不好好念大学,硬要把爱情玩出“曲折”来,孙柔嘉本来很有心机却偏要装傻。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正因如此,苏文纵的才学被方鸿渐视为“渣滓”,孙柔嘉的聪明还得躲躲藏藏,“天机”不可泄露。娜拉们发了一通脾气,出走了,而最后还得无奈地回来“服从”。这正是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角色意识,“服从”的背后隐藏着文化心理积淀一男性崇拜意识。[4]这也是《围城》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成为主动者的诱因。
    围城》的文化背景是复合型的,它所构成的生存环境也是多层面的。除了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外,还有西方文化的渗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女权运动达到第一个高潮,女权主义者摧毁了旧有的女性形象,西方文化(这里主要指人文文化)尊重个性、强调自由、独立个体人格,由于弗洛伊德分析学的影响,西方妇女解放也曾一度进入误区,性解放成了女性解放的标志。《围城》的女性在行为规范l-与纯粹旧式女性并不完全一样。
西方文化使传统的女性“服从”角色发生了某种“移位”,那就是由“服从”变为“引诱”,显示出西方精神下的女性的能动性和“自主”,《围城》的女性充当的“引诱”角色是两种文化精神交合的结果,是女性生存空间的一种极为有限的开拓。其实,“引诱”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引诱”角色是对“服从”角色的一种变体,一种补充与衍生。有由来已久的“服从”,才有无奈而又执着的“引诱”,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只是形式L的改造,传统文化仍以巨大的历史惯性抹杀了女比在西式教育下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主体存在意识。出走后的娜拉们似乎解放了,自由了,然而她们如同禁锢得太久的小鸟,已经不知道怎么放飞了。她们的内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们不能成为纽约街头上自由女神的象征。正因如此,《围城》女性身上存在着某种奇怪的组合,也可称之为人格“断裂”。如鲍小姐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的性解放者,而邮船一靠岸后,马上又投入到未婚夫的怀抱,前后判若两人,因而她的解放也仅是纯形式而已。[5]
《围城》另一位女性孙柔嘉可以说是个改革家。她在“引诱”之后,还试图“征服”,她“引诱”方鸿渐结了婚,婚后,出乎方鸿渐的意料,她并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自私、专横、善妒、刻薄,一句话,她想做“妻管严”,把持家政,制服丈夫,又一个判若两人!我以为这是女人潜意识里对男人的报复,女人对传统文化—男性主体文化的反抗,只可惜她对西方精神始终不得要领,走_L了一歧路,因而显得有些歇斯底里。妇女解放并不是男女对抗,西方文化要求的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男女相互尊重、平等。妇女解放也并不意味着女人要做男人化的女人,建立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主体文化去统治男人,女人不是靠征服男人去征服世界。有人评价:“《围城》宣布了西方文化思想在中闲的失败。”确有道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围城”是文化范畴上的,“围城”是女人“引诱”男人的象征,也是男性主体文化禁锢女性的象征。
传统文化对女性人格的塑造定位在"服从”上,显然这是一种依附的人格,一种缺乏“自我”的人格,传统文化形成的妇女人格范型是贤妻良母,而西方人文文化对女性人格的塑造是一种选择—选择自由,不受传统约束。因而西方文化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然而在《围城》里,女性面对的生存环境和困惑仍是传统的,这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使妇女解放成为畸形解放。无论是“服从”还是“引诱”角色,它所显示出的女性人格特征都是自我压缩人格范型,这种压缩的自我必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格断裂。[6]《围城》显示了一种传统文化亟待改造的女性的自我危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可知,女性同样存在着自我实现的需求,女性的自我危机即是女性如何从自身的幼稚通向人的自我完善。女性如何最大限度提升自我价值和人格特征,这是女性生存的选择。女性需要一种更有创造性的生存环境,一种更为和谐的文化氛围。

三,“围城”中女性形象的核心——婚姻心态
《围城》中的几位女性,无论是在高雅风范掩饰下工于心计的苏小姐.还是表演着’‘单纯”.故作’‘幼稚”的孙小姐,都透露出一种对婚姻执著到可怕的程度的一种情态,更不用说那个作可爱状出了格的范小姐。尽管她们是那个时代极少的几个走出闺门求学求职的女人,已经逃脱了中国女性挣扎了数千年的传统宿命婚姻—父母之命、媒钓之言,但是她们的心态仍然是传统的“女人”,思考的还是如何嫁人。
    这首先表现在她们走出家门的意愿并不是像男人那样做了自由自在扬名露脸的新女性,而是为了有资格做这类“新男人”的“新太太”。以苏文组为例:当时戴着一副太阳镜,在行驶于印度洋的法国邮船“子爵号”上.首先粉墨登场的她,已是颇感高处不胜寒的女博士了.但只要按照这个人物后来的性格逻辑,我们不难猜测出她潜在的留洋动机:当十里洋场的上海已是那些“中西合壁”式的男人夭下时.这些男人便不满足于’‘金屋藏娇”式的娶一位美貌无知的太太.他们要求女人也要有所进步,成为他们社交活动的敲门砖,成为他们某些高雅文化艺术活动的谈话对象,成为能给他们带来名声面子的高级装饰品,乃至于事业上出谋划策的得力助手。显然,这些都是旧式女人不能胜任的改良型夫人角色。[7]苏文纹的精明就在于她早就嗅到这种新的婚姻气氛,果然,当她飘洋过海带张博士文凭回来,便立即成为许多有头脸的男人瞩目的对象。留洋扩大苏文执挑拣男人的余地.这个结果大概就是这位自命不凡的小姐的最初出洋动机,这从她的举止言谈中,她对自己的学业和发展淡漠得很,博士头衔已被当作最后的终结打在嫁妆里,绝不想再劳神费力用它去猎取学者、专家的名位,她追求的是使自己成为待嫁条件最为完美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表面矜持自傲的小姐不过是为了迎合男人世界对女人的最新潮要求而已。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孙柔嘉是属干另一类精明的女人。她不但家庭平凡,而且,论性感不如鲍小姐,论“才学”不如苏文组,论“纯情”不比唐晓芙,却自有她的优势—“傻”。这是有心计的女人诱捕男人的一种法宝。而她后来一步步地把方鸿渐领入自己的陷阱,如愿以偿地作了方鸿渐的妻子,也证明了她的魅力—“傻”。也可以说她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凭借自己的“傻”去谋取一个合适的丈夫。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孙小姐“天生分得太开,使她常带着惊异的表情的眼睛”的“装傻式”的亮相就意味深长了。或许,孙小姐深谙男性中心社会的两性关系的法则—用自身的“软弱”来满足男性的强大感和征服感。她已经把她要猎获的对象—方鸿渐从里到外看透了.但她深知这会极大地刺伤男人的自尊心。她在方鸿渐面前装幼稚.她会对连孩子都骗不倒的鲸鱼故事表示惊愕.受学生欺辱后会跑到方鸿渐面前哭诉.会执拗又天真地逼方鸿渐讲出范彭说她的坏话.甚至连如何处理别人给她的情书也要向鸿渐讨教……把方鸿渐当作最可亲可信的人,事事向他请教,激起他的同情心和保护欲。这些显然不是孙小姐的“无知天真”,这是孙小姐的“傻”,但这“傻”是装出来的。实际上,孙小姐在导演着特殊的情节,诱导方鸿渐情绪波动,她能借别人的嘴让鸿渐知道陆子潇对自己的追求.同苏文纹一样的手段,却比苏文纹更隐蔽,可见其才能比苏文纵更胜一筹。这样,微妒又恰使方鸿渐逃脱了苏文纹的围网,却身不由己地掉进了孙小姐的“天真温柔”网,使孙小姐终于如愿地完成了此生的最大“使命”。
    在这世界,女人们考虑的是如何嫁人,因为嫁了人,即进入了“城堡”之中,才会被社会承认为一个女人。但进入“城堡”中的女人又会怎样呢?进入“城堡”中的女人们.也即把“男性”围进了“城堡”,她们往往又会表现出不给男性自由的希望,愈加用细密的丝线捆住男人的手脚,企图以此来死守这个男人的归属权。[8]孙柔嘉这个形象在《围城》女性的整体设计是个苦心经营婚姻的‘蚕茧’的角色,对于孙柔嘉来说最待别的价值就在于耽于做女主人一如前此的孙柔嘉还是‘煞费苦心’吐丝的‘蚕’,而以后的孙柔嘉则‘千方百计’地依附‘茧,,如果说‘蚕’还有些柔弱还有些‘深心’还有些患得患失的话,那么‘茧’已经硬了已经直截了当已经能去笼罩别人了。她深知方鸿渐还在思考、变化,继续追求和超越,有冲破婚姻束缚的潜在冲动,所以她想镇住他,征服他,她结婚后的种种折磨是想驱使丈夫变成听话、可靠的男人,这样.她才觉得放心,不然丈夫一旦负心.那么她连扮演“天真”的机会也丧失了,因而对她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因为传统的社会的教育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丈夫就是一切,放跑了丈夫就等干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干是进了“城堡”中的“孙小姐”们就成了婚姻的“女看守”.连睡觉也要睁开一只眼睛看住“城”中的“不安分”的男人。于是,对于方先生来说婚姻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座被围的城堡。

四,个案分析:可爱的唐晓芙。
作者在对第二女主角唐晓芙的取名上极富意义。“唐”通“塘”,也就是指池塘;“晓”就是早晨,天亮;“芙”是荷花的别称。那么三个字连起来的意思也就是“池塘里早晨刚开的荷花”。从名字上就能使读者想象出唐晓芙的形象。因此作者对唐的外貌描写就极尽良言。“妩媚端正的园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唐晓芙的纯洁、天真、活泼,丝毫没有被外界空气污染过的迹象,她不会刻意雕琢自己,用假象来迷惑人。
唐晓芙出身于书香门弟,父亲是个法律顾问,与苏文纨是表姐妹关系,由于两人的出身不同,家境的差异,也就造成两人在脾性上的差异。
小说中,作者对唐晓芙的描写并不多,只是通过方与苏的接触过程来引出唐,而唐与方的恋爱过程占的篇幅甚少,也就是说当爱情之花含苞待放时便被恶势力给扼杀死了。唐与方初相识在苏家,起初唐只是怀着好奇心坐山观虎斗——即她自认为方与赵之间为争苏而起的唇枪舌剑。然而由于方对苏并无追求之意,使得这场“战斗”并未打响,唐便觉得有些失望,这是她的一种孩子气的天真相的表现。她不如苏文纨在情场上的手段老练,她把爱情看成是又曲折又伟大的情感。当唐与方第二次在苏家相遇,共同的遭遇——沈太太身上难闻的气味,使他们成了“患难之交”,彼此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但真正促成方与唐的恋爱是苏文纨,她的操之过急,心胸狭窄以及百般阻挠两个交往,引起了唐强烈的逆反心理,反而使唐与方走上了一条道路,开始了两人的恋爱史。唐晓芙的天真烂漫给方鸿渐纨绔子弟玩世不恭的人生注进了新鲜的血液,而方的老生相又填补了唐的幼稚心灵。可以说,他们俩之间是互补型的。然而,他们的爱情却尤如新生事物,基础不够坚固,极易被恶势力摧残。小说中唐晓芙有这样一段话:“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晓芙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感情的真挚专一。然而在那种社会,她的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爱情的新芽刚刚萌发就有被扼杀的可能。因此当苏文纨为拆散唐与方,在唐面前搬弄是非时,方鸿渐与唐晓芙的恋情经不起风雨的考验,终究被雨打风吹去。
尽管唐一直认为爱情是曲折而又伟大的,然而她的情感却是在遇到一些波折时便会屈服,并不会去争取,不会去抗争,她是那个年代,那个社会书香门弟家庭小姐的化身,她们的本质是纯真朴实的,然而却经不起风浪;她们的心地是善良的,头脑是乖巧的,却经不起旁敲侧击,顶不住恶势力的压迫,只能屈服于黑暗统治,忍痛割爱。当然,唐晓芙还有她的傲慢的一面,当她与方分手时,她本想给方一个解释的机会,却迟迟开不了口,宁可忍痛至于生病。试想她如果对爱情有坚定的信心,减少一些傲气,也许她的结局不会如此。她是不幸的,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就唐晓芙而言,她命如其名,“池塘里早晨初开的荷花”,既新鲜又稚嫩,经受不住风吹雨打,她只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洁身自好的气节,却永远没有战斗力。

如果说,“一滴水里可以众生万物”,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几个人就可以折射出世间万象,小说中的几位女性都是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层次,也联合起来代表了一个时代。她们的形象作为跨越时空的因素也具有历时的意义。所以才会让人读出现实意义来。所以,我们认为,作者在刻划脸谱时,的确是别有用心的。他所展现的绝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人,而是超越时空的文化意义。

注释:
[1]张羽:《从(围城>看钱钟书》,《同代人文艺丛刊》创刊号1948年4月20日。
[2]无咎:《读(围城>》.1948年7月1日《小说》月刊第1卷第1期。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第16章,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43页。
[4]周锦:《(围城>研究》,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5]《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页。
[6] 孔庆茂.钱钟书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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