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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学术辨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燕继荣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中国模式”的学术辨析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布的,“中国模式”的学术辨析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中国模式”的学术辨析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代写论文,以下是正文。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汶川抗震救灾、主办奥运会、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经济保增长等事件上的抢眼表现,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奇迹”的效应,使“中国模式”成了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近百年的赶超梦想和30年的经济成就使许多中国人乐于接受“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但是,对于“中国模式”的过度沉溺和解读,可能会消解人们的批判和反思能力,麻痹人们的改革意识。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了解学界的不同观点,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加全面的认识和判断。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学界围绕“中国模式”所形成的各种观点.以便读者形成自己的判断。

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影响力在全球日益增长, “中国模式”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议论。在议论过程中产生了三个方面的争论:首先,围绕“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存在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表明.中国既有的“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举国体制”、 “绩优选拔”或贤人政治这样的体制及管理方式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应该成为一种经典的发展范例。…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还在发展当中,许多方面面临着改革,甚至是那些被认定为“中国模式”之构成要素的东西也是改革的对象,因此, “中国模式”的提法将一个“进行时态”当成了“完成时态”,有“固化”中国改革经验之嫌。而且,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是全球化形势下后发国家的阶段性体现,充其量不过是当初“东亚模式”或“亚洲奇迹”的翻版,构不成自由市场体系(所谓“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版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管是成功经验也好,阶段性发展也罢,排除价值评判的因素,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既存事实,不妨对其利弊得失进行客观分析。

其次,在“中国模式”存在论中,围绕“中国模式”是什么和如何定性的问题又分化为不同的学术版本。较早的版本认为,前所未有的好领导(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经济建设),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权体制)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而政府主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试验区方式,渐进与增量改革,从微观领域人手,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独立自主、韬光养晦等,被看作是“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在这种版本中,有人将3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归功于中国“平等与中性的政府”[4]。稍后的版本认为, “中国模式”不过是“政府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的再现。在这种版本中,较为典型的观点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谓“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的“民主困境”。

最后,在所认定的“中国模式”之下,围绕“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形成了不同的判断。虽然没有明示,但有观点暗含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经验——集中领导、政府主导、国家工程等,中国今后还可凭借这一模式谋求继续发展。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被认为所受影响较小,而且出手救市及时且有效,经济恢复似乎最快。这一事实强化了“中国模式”的成就感,促成了这样的认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谓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危机,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绝非偶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克服危机和抵御各种经济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国际金融危机“用事实驳斥了种种盲目推崇资本主义、迷信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论调”,为“中国模式”的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更为普遍的观察坚持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即使促成了以往的经济奇迹,但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和代价,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它并不具有可持续性,需要抓紧时机及时调整和诊治。

对“中国模式”的评估

面对“中国模式”,有人认为它是个好模式,有人认为它不是个好模式,甚至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肯定“中国模式”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中国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无论如何,这些争论涉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国模式”如何定义、如何评估?

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发展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休克疗法”,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这种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其改革政策主要由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所推动,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有人关注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 “内参模式”成为常态, “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 “外压模式”频繁出现,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 [6一类似的观察和评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

“治理模式的变革”通常也被当作30年中国发展根源的理论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治理改革”。中国的改革并非许多西方学者所理解的政治改草,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而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即“以治理为中心的改革”。纵观1978—2008年中国治理变革的轨迹,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8]。

不过,理论的分析和研究者旨在向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引导的善意鹪释,并不能替代客观的事实。过去,人们曾经较多地使用“全能主义” (totalism)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政府治理的特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力求实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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