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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视域中的马俪文电影创作0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张聪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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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界的兴起,中国内地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女性电影,并非单纯指女性导演的或以女性为主角的影片,其准确的含义应该是由女性执导,以女性话题为创作视角的并带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电影作品。”①女性电影批评家戴锦华在《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中,对女性电影做了更加明确和详细的界定:“并非凡是女性导演拍摄的影片都是女性电影,很多女导演并不是以一个自觉的女性身份在运用电影语言,因此由这些女导演拍摄的,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影片,不仅大都与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一般无二,而且电影叙事人的性别立场含糊、混乱,在这些关于女性的影片中,女性似乎愈加成为‘不可见’的雾障或谜团。”②在我看来,只有那些由女性创作的、从真正意义上关注女性生命困境和情感心理,反映女性生存状态的电影才称为女性电影。

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胡玫的《女儿楼》、黄蜀芹的《人·鬼·情》、李少红的《红粉》、彭小莲的《假装没感觉》、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宁瀛的《无穷动》等电影,或表现女性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或反映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惑,或传达出女人内心无穷涌动的真实欲望,或张扬了女性自觉的自省意识,这些影片不仅风格独特、优美,而且在塑造新的女性人物形象,超越传统性别观念,突破男女特征定型化及刻板印象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当代女导演群体中,青年导演马俪文的电影创作格外引入注目,颇具代表性。她所导演的四部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2002年)、《我们俩》(2005年)、《我叫刘跃进》(2007年)、《桃花运》(2008年)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女性电影的种种元素和创作特点,这四部电影自问世起就引起了观众、评论家的普遍关注和好评。有人喜爱影片自然清新的风格,有人感叹于影片主题的深刻、独特,有人对影片细腻、别致的拍摄手法大加赞赏,有人被影片强烈的性别意识所吸引,有人为她后两部电影的高票房收入感到惊讶,也有人为她创作风格的转变感到遗憾。她的创作历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女性电影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妥协、坚持等复杂状态。

一 马俪文电影对女性情感的真实展示

2002年马俪文拍摄了根据当代著名作家张洁的散文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影片以细腻的手法描述了母女俩相依为命的生存状态和浓郁复杂的情感。在影片里,作为传统伦理观念中家庭支撑者形象的“父亲”是缺失的,影片的叙述者和主人公皆为女性。影片讲述了事业有成的中年女作家“诃”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她此次回家发现母亲衰老憔悴了许多,愧疚之余决定抽出时间加倍地关心呵护母亲。她按照医生的要求让母亲锻炼身体,可母亲并不习惯这一切,为此总与女儿矛盾不断。其实母亲能理解女儿的良苦用心,所以她还是配合女儿,强迫自己进行锻炼,却在一天早晨猝死在了跑步机上。影片将母女之情以及由年龄、代沟而导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意味深长、真实深刻。电影曾获得第10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第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最佳新人导演等奖项。

在这部电影中,唯一的男性是一个对生活没有担当的人,“诃”遇到困难时得不到他丝毫的帮助。在这个自私、软弱的男性形象比对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诃”和母亲却是强者。“诃”积极独立、自信善良,而母亲的顽强、宽容也令人感动。她们二人虽因年龄差异而生活观念大不相同,但对对方的爱却是那样深刻。影片没有将这种爱诠释为奉献或服从,而是用种种生活细节表现了两个有独立意识的人,在面对困难时为对方所做出的妥协和牺牲、所忍受的焦虑与痛苦,影片准确地传达出在琐碎平淡的生活中两个独立、鲜活的生命个体的复杂情感。

影片《我们俩》表现的仍然是两个普通平凡的女性——房东老太太和小马的故事,这两个女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孤独无依的人。当女学生小马租住进老太太的四合院中,便与老太太的生活发生了联系,她们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便随着四季的更迭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起初她们常为水费、电费等生活琐事争吵,相互排斥、抵触,渐渐地在不断的冲突中却彼此理解,最后竟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但她们并不能因此就会改变生命的轨迹,老太太要为外孙结婚腾房而搬出四合院,小马也因工作要离开,这个分离看似平静,但对老太太的打击却是巨大的,她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也留给小马无尽的悲伤。影片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也没有大是大非的矛盾,而是通过最平常的生活状态对女主人公的深层心理做了挖掘,从而表达出对女性生命的真诚关怀,这种叙事方式在男性导演的影片中并不常见。影片获得了第1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等奖项。获奖并不是评价一部影片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但它也足以说明电影界和观众对马俪文对于女性精神世界独特探索的一种认可。

二 马俪文电影对“美人形象”的颠覆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论述了以好莱坞经典电影叙事策略为代表的文化意识形态,即父权中心主义。穆尔维认为电影将女性物化为男性欲望的载体——“电影中的女性作为形象,男人作为看/偷窥的承担者”③。在这里看与被看是一种权利关系,在传统影片中女性价值不在于创造意义,而只是承担意义,她具有男性审美观所推崇的一切品质:美丽、善良、充满魅力。“美人”在电影这种以视觉为特征的艺术中更是有着重要意义。

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们俩》中这两部影片中,马俪文有意没有用外形靓丽的女演员为主角,影片中的老太太自不用说,斯琴高娃扮演的“诃”,宫哲扮演小马在影片中都没有靓丽的妆容和华美的服饰,但她们身上都有一股倔强的气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的女作家“诃”衣着朴素而大方干练,《我们俩》中的年轻女孩小马,在影片中常常被一件军大衣包裹着,走路风风火火,每天骑着男式自行车飞速地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即便是在夏天的场景中,小马年轻优美的身姿也常被廉价的棉睡衣掩盖掉。很显然,这种拍摄手法颠覆了以往人们观看电影的心理预期,人们看到的不是女性美的身体,而是女性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和行为。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生存努力着,她在与周围人的交往中成长着,导演引导观众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人物的精神品格而非外在因素来打动观众。

长期以来在主流电影中,影片中的主角大都是男性,影片塑造男性形象的方法往往是通过对其个性、才能的展现,而女性形象则常常成为电影的配角或“花瓶”。马俪文的电影摒弃了传统男性的视角,以平等的态度来塑造女性人物,将女性从影片的边缘转向了中心地带,她们不再是单纯的花瓶式人物,而是自尊自强、丰满生动的“这一个”。

三 马俪文电影叙事话语的转变

马俪文的前三部电影均为小成本影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们俩》都被定位为艺术电影,虽获得多个奖项,深受电影界专业人士好评,可电影票房却不高,据报道《我们俩》只获得了5万元的票房。2007年,马俪文拍摄的影片《我叫刘跃进》仍旧是小成本电影,但却已经有了明显的商业意识。为了凸显刘震云式的幽默,马俪文运用了快节奏的剪辑、搞笑的对白、荒诞的情节,来讲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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