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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乡村的现代新式学校与民众生活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田正平,叶哲铭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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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办在乡村中的现代新式学校,对于民众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本文基于田野考察的口述史料和民间文献,试图就清末创办于浙西南山区佳村的震东小学对村民生活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探索性回答。

浙西南佳村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经济条件使其在清末创办新式学堂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主姓宗族村落的格局使得刘姓办学的设想能得到其他宗族的支持;根基深厚的儒家文教传统,为新式学堂的创办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民间宗教文化传统强化了村落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与周边村庄的良性互动。

震东小学的发展轨迹

佳村现代新式学堂的出现,与当地留日学生刘厚体的努力分不开。刘厚体( 1873-1930)少时接受儒学教育,1903年赴日留学,入宏文学院第13期师范科学习,并加入同盟会。刘厚体于1906年学成返乡后,主持创办了“公立震东初等小学堂”和“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

公立震东初等小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由寺庙田产、佳村及周边村庄大姓的祠堂田产、私人捐赠三部分构成,其中刘氏宗族捐赠田产最多。该学堂依赖地方公产办学,专收男生,学生免缴学费,只需自付书簿费,故冠名以“公立”。至1909年省视学范晋来村视察时,学堂有校舍28间,职员1人,教员5人,学生36人,不但设齐了《癸卯学制》中所规定的8门必修课程,还开设了图画和音乐两门随意科。

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创办则主要依赖刘姓宗族内部资源,最初仅为宗族内部服务。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刘氏的田产,最初有教师4人。学堂最早招收的16名女学生均是刘姓宗族的女子(年幼女童以及刘姓子弟的妻子或未婚妻),入学者一律不得缠足,已缠者放足。学堂按学生基础分为初等、高等两班。不久学堂招生规模逐渐超出了刘姓宗族的范围,到1909年省视学范晋来视察时,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有校舍8间,职员1人,教员5人,学生34人。

1906年正是晚清时期全国掀起第一波兴学热潮之际,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佳村在刘厚体等人的主持下,一年内办起了两所新式学堂,可谓顺应时势。

民国后,佳村的两所学堂改称学校,继续发展。到1925年,震东女子小学逐渐式微,与震东初级小学校合并,改组为“区立震东小学校”,为四二制完全小学。邻近乡村学生,多来升人高等班级就学,全校计有男女生百余人,进入兴旺时期。

1940年国民教育制度推行后,学校改名为“佳溪中心国民小学”。1942年5-8月,日军入侵松阳,学校一度停课。抗战胜利后,学校继续发展,至1945年仍有一至六年级。与当时多数乡村学校比较,佳村震东的小学设施堪称先进。

学校在村民生活变迁中的意义

1.士绅子弟:从儒生到专才的转型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式儒生,而现代学校教育则强调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分工需要的专业人才。对于佳村的士绅子弟来说,震东小学是他们接受现代教育的起点,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循着现代教育体制的阶梯,走上了与他们父辈所不同的成为专才的道路。在刘姓宗族中,这个转折主要发生在“厚”、“福”、“为”三代人之间。

刘厚体早年学习儒学,后去日本留学接受新式教育,归国后致力于新式学堂的创办,是一个“半新半旧”的人物。从思想基础来看,他深受儒学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最明显的证据是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眼见儒家学说受到冲击,竟然舍弃公职而投身夏震武门下,执经问道,蓄发服儒,并在家乡尝试恢复儒家礼仪制度。刘厚道也“是一名标准的儒生”。他18岁考中秀才,此后屡试不第,最后以德行学问成了一名贡生。刘厚道先教村塾,此后任教于当地各书院。随着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他先负责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校务,民国后又曾到松阳县最早的新式小学——毓秀小学任教。 刘厚体和刘厚道各有7个儿子,除3人早夭外,这11名“福”字辈的男性后代大多接受过现代教育,并有9人成为不同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两家出生较早的长子、次子既受过传统儒学教育,又受过专门学校训练,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表现出“新旧过渡”的色彩。其余的人多是从震东小学开始其教育历程的。

这11名“福”字辈的子弟中有9人育有33名子女,出生在佳村的约有23人,出生年份在1914年到1939年之间。据族谱记载及后人回忆,这23人绝大部分从震东小学开始其教育历程,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日后成为专门人才,而且在医药行业的特别多。比如刘为纹、刘为经两人在震东小学毕业后,即赴杭州上中学,再后一个考入省立医学院、一个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

2.普通民众子弟:文化启蒙和身份变化

现代初等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对适龄儿童普遍进行基础教育,使他们成为具备一定文化科学素养的国民。

震东小学对于佳村普通民众子弟而言,意味着普遍的文化启蒙。震东小学能实现普遍文化启蒙的关键在于其免费的特点。震东小学的办学费用来自地方公产,学生免缴学费。在当时与私塾费用相比,在震东小学求学的费用很低,一般民众家庭都能负担。这一点得到了众多访谈对象的认可与支持,例如附近一个贫苦的畲族村落也有儿童能去震东小学求学。

普通民众子弟接受了初等教育之后,大多不可能像士绅阶层的子弟一样继续沿着学制的阶梯向上攀爬。但对部分人来说,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会在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中提供身份变化的机会。比如,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可以帮助一些农民子弟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担任乡长、保长、甲长、干事等基层公职。1949年后,佳村的士绅阶级走向没落,底层民众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乡长、生产队长、会计之类的基层干部,开始大量由具有一定文化的贫苦农民担任。

从总体上看,佳村的普通民众子弟大多在震东小学受过教育,这在整体上提升了佳村民众的文化水准。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接受初等教育并不会改变他们身为农民的身份;只有少数人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发挥了早年接受教育的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社会身份。而对于多数没有机会的一般民众子弟来说,则遵循着“用进废退”的规律,早年所受的教育逐渐退化为一种文化印记。

3.乡村女子:身体的解放与职业的获得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女性逐步得到解放并进入职业社会发挥作用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教育史界已有很多著述予以讨论。略显不足的是这些著作大多以近代杰出女性作为叙事对象。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女性,特别是乡村女子来说,女子教育的推行到底对她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对于佳村的女子来说,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的开办首先带给她们的是身体的解放。刘厚体从日本回来后,极力劝说刘姓宗族的女子都不要缠足,已缠者放足。据刘厚体长子回忆,其母周庆琴首先响应放足的倡议。学堂开办后,凡是已缠足的入学女子一律放足。

除了身体的解放,接受教育对于佳村部分女性来说也意味着摆脱家庭主妇这种单一的社会角色,成为职业女性。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从1906年开办到1925年与震东初级小学校合并,20年间计有18届女生高等班毕业。她们中的部分人继续求学深造,毕业后大多进入各女子学校任教,从而推动了当地女子教育事业。例如,在佳村刘姓女性中,宗谱中“为”字辈出生在1907-1940年间的有31名。这31人中有学历记录者20人,其中接受初等教育者6人,接受中等教育者11人,接受高等教育者3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这些乡村女性日后大多数担任教师、医生或护师。

余论

对于一个村落而言,面对时代变迁的应对,除了受村落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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