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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元素探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唐名辉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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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儒学资源中有许多与今天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相一致的元素。了解这些元素,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文章从儒学的“忧患”意识与企业的遵纪守法,“义利之辨”与企业的长远经营,“诚信”与企业的内外部治理,“天人合一”与企业的生态环境,“感恩慈悲心”与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五个基本方面考察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这能为我们建设健全合理的企业文化提供一种参考依据。 
  关键词:儒学;企业社会责任;元素 
  中图分类号: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0-0079-05 
   
  企业社会责任是源自于西方责任伦理的一种精神。随着现代企业的产生,谢尔顿于1924年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概念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我国社会近年来也开始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鼓励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2007、2008连续两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了同类的三个课题申请,可以视为一种风向性的标志。尤其是2008年奶制品行业出现了毒奶品事件以后,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今已经引起了全民的关注。 
  我们课题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对长沙市高新区100家大中型企业问卷调查与访谈,从所取得的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分析,在我国的企业文化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明显地包含着传统儒学资源的因素,发掘这些元素对于创造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有重要意义。 
   
  一、“忧患”意识与企业的遵纪守法精神 
   
  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涵企业的法律责任问题。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关系着国家发展和人民生命利益的一项事业,依法经营、合法经营至关重要。具体地说,今天企业的社会作用十分的重要,作为社会的细胞,它是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的承担者,一些大型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它们要是不能走在正确的法制轨道上,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三鹿企业的轰然倒塌,接受国家法律与社会道德的双重审判,正是他们利欲熏心,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这个事件的社会影响是空前的,它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而它对整个奶制品企业的打击或许还要深重。有人估计中国的奶制品企业近十年内难以恢复元气,恐怕不是危言耸听。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社长冈素之在介绍住友的经验时,反复强调了企业遵纪守法的意义,认为这是企业得以长期生存绝不能够忘记的基本精神。遵纪守法,现在明确地写在住友的“经营理念”和“行动指针”中。同时,在2000年11月,住友设置了“遵纪守法委员会”,当发生触及遵纪守法问题时.可以向直接上级或通过所属组织的渠道向上级报告.还建立了可以直接与“遵纪守法委员会”联系的“直接报告制度”。 
  冈素之先生的经验之谈,也引起了我国企业家的普遍共识。在我们对一些企业领导人的调查过程中。所有的企业领导人都对当前企业的生存处境表现出了担心,市场的风云激荡,他们对自己企业的前途命运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应该清楚,他们的这种危机意识恰恰是企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前提。领导人有这种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他们就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企业的生态环境有明确的认识,引导企业遵纪守法。 
  企业领导人的这种危机意识,在中国儒学中表述为强烈的“忧患”精神,也就是那种居安思危的感觉。《周易》是“忧患”意识最为浓烈的一部儒学经典。圣人设卦观象,推其吉凶,是为了获取前方路途的安危信息,故而《易,系辞下》感慨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中国文化中第一次明确出现“忧患”一词。自此而后,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进步历史的脚步相伴始终,它从古到今连绵不绝,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作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孔子后来概括这种意识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它的意思就是让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而孟子则是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句精辟的指出了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可以说,忧患意识是儒家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也是儒家思想中辨证思维的具体体现。几千年来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句,如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今天,企业要切实履行遵纪守法的经营理念,最重要的是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应当具有坚定的意志和行动力。当发生因为过于追求经济利益而出现了公司员工违法的情况时,应该明确表明态度并绝对制止,即使由此而做不成业务,也没有关系,这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领导人要反复向员工强调:遵纪守法不仅仅是为了公司,而是一种保护全体员工自身的护身符。 
   
  二、“义利之辨”与企业的长远经营 
   
  一个有着长远经营目标的企业,首先需要正确区分什么是长远利益,什么是短期效益。它不能置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不顾,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利欲熏心,干那种杀鸡取卵的蠢事。也就是说,企业的长远经营一定是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紧密联系的。我们调查组在长沙市环保局了解到,2008年,长沙市关停了48家对环境污染特别严重的各类企业,其中一些还是盈利甚丰,对本地经济贡献巨大的企业。有关领导表示:如果企业经营与我市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总体目标是背离的,那么不管它效益有多好,贡献有多大,坚决关闭或者变迁,绝对不姑息。毫无疑问,这种决策是在正确地区分了长远利益与短期效益的辩证关系以后做出的,是符合社会需要这个指导性原则的。记得李嘉诚先生这样说过: “我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如果这样,即使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长久,正如俗语所说,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此乃至理名言。 
  儒学将长远利益与短期效益的辩证关系概括为“义利之辨”这一著名命题。它是儒学对于中国经济伦理的最大贡献。孔子作为我国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奠基人,在许多场合反复阐述了“义”“利”的辩证关系,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君子义以为上”、“利者,义之和也”。在他看来,义利不仅是对立的,更是统一的。大义即是大利,故而有“利者,义之和也”之说。他强调应该以义率利,以义导利,绝对不能见利忘义。孔子正是以“义利之辨”为基础,建立了以“富国安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思想。这个思想后来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发展,孟子明确提出了“义利之辨”的命题,并将之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时期王安石推行“新政”.公开倡导“以义理天下之财”。这是在国家治理层面明确提出的施政纲领。即使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讨论,我们依然强调改革必须围绕着社 会主义特色这样一个大义性原则。 
  “义利之辨”对于今天企业经营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义”是国家与人民之“大利”,作为企业的小“利”当然应该服从于它,更何况企业之“利”本身也包括进了社会之“大利”中了。 
   
  三、“诚信”与企业的内外部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涉及到企业内外部治理的两个方面内容: 
  1 企业的内部治理。这主要涉及的是如何凝聚整合企业员工的内容。任何企业都是所有员工的企业,每一个员工都是企业的员工。那么,把员工视为企业的主人,让员工有充分的权利了解企业情况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许多企业都建设了内部通报制度,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是一种民主的作风。与此相联系,应该按照《劳动法》的具体规定充分保障员工的各种权益,尤其是尊重企业员工的发展权,努力创造空间为员工的学习进步提供方便。这样既提高了员工的工作能力,又能够极大的满足员工成就动机,使员工心存感恩,为企业鞠躬尽瘁作贡献。对于一些工作能力稍差的员工,企业应该尽力帮助他们提高,而不是轻言放弃,甚至于扫地出门。让每一个员工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是真正的血肉相连,不离不弃的关系。 
  2 企业的外部治理。这个涉及面要相对复杂一些,它包括与企业相关的所有关系人,如供应商、客户、消费者、股东等。对于这些人,诚信相待尤其重要。对供应商,要按照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如果经常性的拖欠货款,对供应商失信,以后将很难得到他们及时的货物供应,造成经营的困难。对于客户、消费者,更加得罪不起,俗话说“顾客是上帝”,欺骗他们,即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住友法务部长小川洁认为:不辜负顾客的信任,是企业的基本伦理,这关系到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企业不能依靠虚假宣传和广告牟利,不能侵犯别人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对于企业股东,其实更应该把他们当成企业内部成员对待,应该公平对待每一位股东,保证股东充分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合法权益,尤其是让他们对企业经营状况有充分的知情权。企业的经营决策,应该充分考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与其债权权益相关的重大信息。 
  儒学中处理此类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传统的诚信观。诚信是儒学具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道德范畴之一。从词源上考察,一开始两个词是分别具有不同含义的。例如“诚”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和伦理学范畴,它既代表物理、事理,又代表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人的品性。《礼记·中庸》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诚”的思想,不但认为“诚者,天之道也”,即“诚”是自然界固有的状态和规律;同时还认为“诚之者,人之道也”。作为万事万物运行的事实与规律的天地之“诚”,与“人之诚”之间具有统一性;“诚”是天地的根本特征,人道之诚只是对天地之诚的尊敬和效法。从伦理的意义来看,“诚”范畴是指人的一种真实不欺的品性和做人的原则与道理,其根本要求就是“真实无妄”,即符合实际,没有虚妄。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对“诚”的解释是:“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又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说:“诚,实也”。叩清代的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诚》中,对“诚”的释义也持此说。上述解释确实准确道出了“诚”的含义,也代表了传统诚信观关于“诚”范畴的一脉相承的看法。 
  “诚”也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在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将“诚”列为“八条目”之一,其中“诫”在个人道德修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至此,为重视“诚”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信”一词,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不欺之语。后逐渐摆脱宗教色彩,在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倡导,把言行不悖严守诺言作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将“恭、宽、信、敏、惠”作为体现“仁”的五种重要道德品行。孟子将“信”作为处理五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之一,提出“朋友有信”。西汉董仲舒则在总结孔盂思想的基础上,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啦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之一,从此确立了儒家的“信”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综观作为传统伦理学的“信”规范,在其要求上有内在的根据与外在的表现两个重要方面。历史上的一些学者和思想家根据需要,经常从不同的方面释“信”。例如你雅·释诂》从“信”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本原意义上来释“信”:“信,诚也”。东汉班固在《白虎通·情性·论五性六情》中也讲:“信,诚也,专一不移也”。《说文》中所说的“信,诚也,人,从言”,也是如此。传统的诚信观在对“信”的规定上,兼顾了“信”内在要求与外在表现两个方面的内容。《舌辛海》中“信”的解释就是:“诚实;不欺”;又指“信用”,即信。这种释义符合传统诚信观中对“信”基本含义规定。一般地讲,“信”的基本含义是指诚实不妄,守诺言的品质和行为。可见对于“信”的规定也离不开“诚”。 
  “诚”与“信”的连用具有不可分割的意义,大约从先秦时期开始。这时候已经开始把“诚”与“信”连在一起使用,如《荀子·不苟》中有“诚信生神”一语。此后在其他时期的著作中,也不断出现“诚信”连用的情况。例如,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盐铁论·世务》中:“诚信著乎天下。”㈣唐代吴兢所撰写的《贞观政要》在卷五《诚信第十七》中讲:“君之所保,惟在于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㈣等等。“诚”与“信”在语句上连用,不仅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诚与信具有不可分的紧密关系,同时也表明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它本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范畴。诚与信的不可分割关系,特别表现在中国传统化中对诚与信的互相训释上,即以信释诚,又以诚释信。这是因为“诚”是里,“信”是表;“诚”是神,信”是形;“诚”是“信”的根基,“信”是“诚”的外貌。“信”在其根本要求上,必须是有“诚”之信。因此传统诚信观认为,“诚”相对于“信”来讲,具有更为根本的伦理价值本原的意义。北宋的周敦颐在《通书·诚下》中,总结了诚信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诚”的价值本体功能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的命题,认为仁、义、礼、智及孝悌等一切有关伦理的行为,皆以真实无妄的“诚”为根本或本原。由于这样一种关系,传统的“信”观念实际是从属于诚信观念中的。一般来讲,诚信的基本内涵就是指真实不妄,恪守信用,其基本要求就是肓合其意(诚)与“言必信,行必果”。 
  用儒学的诚信观念来指导今天的企业经营,努力建构广泛而和谐的人际网络。在企业内部,本着人本主义原则,强调只有一视同仁,只有职位分工,没有人格高下区别,真正做到“家和万事兴”。在企业外部,要知道“多个朋友多条路”,不抛弃,不放弃,以 诚待人,则必定能够获得别人的真诚相待,待到朋友满天下,则是鱼跃于渊,大展宏图之时。 
   
  四、“天人合一”与企业的生态环境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对环境负责,这种环境既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也包括人文社会环境。例如大家已经熟知的ISO标准中有关环境的ISO14001,这是国际上共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促使企业进行改善环境的活动。而且这个环境不仅仅是指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人文环境。企业的生产应该有利于社会环境的净化,人文环境的提升。例如我们从长沙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看到,这里不仅自然环境相当优越,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一群高素质的年轻人集合在这里,让每一天都充满了朝气和希望。 
  企业社会责任中环境责任方面的内容,在儒学中是由“天人合一”的命题来表述的。“天人合一”是儒学对天人关系的基本看法。早在《周易》中,就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的说法。为什么“大人”有如此神通呢? 《系辞上》中又解释说:“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白天佑之,吉无不利”。“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来“大人”通晓天象,并且能够依据天象原理设卦推演人事之吉凶,最终所以能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很典型的天人合一思路。孔子后来继承了这一思路,有“五十而知天命”之类的明确提法。孟子干脆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在这里,孟子认为人若能够完全掌握好自己的心,便能透彻认识自己的性,也就能进而充分了解什么叫做天了。孟子肯定了人性与天道的同一,这也被视为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真正出处。到了北宋时期,理学家张载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个概念。他在(征蒙·东铭》中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性的善良是出于天的实理,故交相致,而明诚合一。以后的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人对这个命题多有发挥,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一般的看法,中国的“天人合一”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命题,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指儒家把自然视为有生命意识的自然,强调人类与其它生命类型的和谐共处;人与社会的和谐,表现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觉融入社会。也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人与人的和谐,是通过儒家的忠恕之道,力求形成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网络。 
   
  五、“感恩慈悲心”与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 
   
  企业进行社会公益事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题中之义。今天的企业既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也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实体。成千上万的个体依赖于它而生存发展。同时,应该看到,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大到社会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制度,小到员工的奉献、社区的帮助、消费者的理解认同和供应商的支持援助等。企业是这样一个无边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扭结,没有其它关系方的存在,这个关系网是建构不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大企业家都把回馈社会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蒙牛的牛根生奉行的是“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哲学,早在伊利做副总的时候,他就将自己的108万年薪分给大家。在蒙牛,他设立了“老牛专项基金”用于公益事业。他说:“人不能把金钱带人坟墓,而金钱可以把人带人坟墓”。无独有偶,李嘉诚的座右铭是:“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始不渝的职志。” 
  感恩社会,回报社会。这种有恩必报的思想在儒家文化有无尽的资源。例如我们所熟知的五伦,都在着力宣扬这种情结。孝为报亲恩,孝呈示了父慈子爱式的天然感情。对个人而言,最大的恩情莫过于给予自己生命。是父母给予自己血肉之躯并把自己带到世上来的,父母无疑是最大的恩人;当然,父母之恩还包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费的心思和所做的操劳。因而对此恩的报答在数量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从爱惜身体发肤到扬名天下,都是为报父母之恩。孝敬父母并不局限于生前,还包括身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要孝敬父母,子女还要做到孝而无违。 
  忠为报君恩。儒家文化在注重孝的同时,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 
  总之,感恩犹如巨大无形的网,遍及各个角落,渗透到政治、经济、祭祀、爱情等生活领域的各个层面。对中国人而言,记住一个人的恩是至关重要的,为感恩而牺牲性命财产是儒家文化所鼓励倡导的,因此感恩意识的最大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 
  与感恩意识紧密联系的是一种慈悲心肠。这方面孟子论述为最。他著名的四心说中有一种慈悲之心,这种慈悲心是仁道精神的先天基础。并且孟子由不忍人之心上升到不忍人之政,要求恢复井田制的王道方案。他的这种主张在今天的伦理学上被概括为保护弱势伦理。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E.古丁在《保护弱势-社会责任的再分析》一书中认为:保护弱势符合一切福利政策的原则。他明言“特殊责任和一般责任的基础都源自某种相同的道德观点。他人依赖我们,他们在我们的行为和选择中处于弱势,这是我们所承认的所有特殊责任的真正根源。这种弱势观点使得我们对家庭、朋友、客户和同乡的责任尤其强烈,也让我们把同样的责任扩大到与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范围”。中外伦理实际上都在一种先验论的基调上证明保护弱势足人性的一种天然倾向,它符合伦理学的一般原则。 
  可以这样说,儒学的这种“感恩慈悲心”为中国企业进行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尽管在实质内容上这些思想有与时代精神要求不一致的方面,但是应该看到,任何现代思潮都有其历史的源头,时代变了,具体内容不一样了,但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一致的。只要经过现代形式的转换工作,它仍然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六、小结 
   
  以上从五方面论述了儒学资源中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基本元素。当然对于博大精深的儒学体系而言,这仅仅是沧海一粟,许多资源有待挖掘。应该清楚,儒学原则与现代企业的基本精神是有相通之处的,作为中国的企业文化而言,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要把外国的先进东西,与我们祖先的优秀的东西,两两交融,出奇制胜,才有我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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