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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学”的命名与创作模式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小 川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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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这座历史并非久远的文化名城,由于在上世纪初接纳了大量的俄、欧移民,饱受异域文化的影响,中西合璧,洋气十足。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赢得了“东方莫斯科”和“东方小巴黎”的美誉。这其中,文化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动力,在城市化更具现代意义的今天,如何借助城市文学对城市文化形象和个性化的塑造,使哈尔滨这颗“天鹅项下的明珠”熠熠生辉,更加焕发蓬勃的活力。 
   
  城市文学的历程与创作模式 
   
  哈尔滨的城市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出版两人合集《跋涉》的1932年。哈尔滨城市文学的发韧期,当首推在沦陷区的东北作家群。满洲建国,东北沦陷,哈尔滨作家最先接受俄苏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下文学出现在哈尔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唱响全中国,唤起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向往哈尔滨。塞克、陈凝秋的话剧《流民三千万》感动神州呜咽。“遗民泪尽胡尘里”。这些是否算城市文学?如果是,那是哈尔滨城市文学的魅力与辉煌。 
  真正把哈尔滨城市文学推向全国的是剧作家丛深,他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作家。1956年处女作独幕话剧《百年大计》,获全国话剧汇演二等奖。1964年轰动全国的多幕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以下简称《千》剧),一夜之间使他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作家。可是丛深说:名出大了,就提心吊胆了。怕什么呢?从他的经历和遭遇,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是如何干预城市文学创作的。他说:他第一怕的是稿费。1964年新华社“内参”说他得了演出费20万元,闹到中宣部下来调查,结果证明“内参”消息不确切。该剧的稿费和上演费总共是1.6万元,他自己留下6000元,其余全部上交组织。第二怕的是作品被挑出“犯禁问题挨批”。他说:“《千》剧原名是《还要住在一起》。1963《剧本》月刊要发表时,急电召我进京,原来是叫我换个剧名,说是怕有‘和平共处’之嫌,我申辩说;我写的是警惕共处嘛!但还是要我更名为《祝你健康》才能发表。”《千》剧在哈尔滨话剧院彩排时,正值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阶级斗争。市委领导看了彩排后,指示剧名还要改为《千万不要忘记》,剧名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了,又要求人物对话做出修改。剧中老工人丁海宽最后那一段大讲阶级斗争的台词,就是参照八届十中全会文件的精神刻意写出追加上去的。丛深后来回忆说:“我内心实在不愿再改。”但“不敢不服从领导指示”。于是出版剧本就印上了两个剧名:《千万不要忘记》(又名《祝你健康》)①。 
  《千》剧的题材和内容,使哈尔滨扬了名,但对提升哈尔滨的城市文化形象有什么意义呢?它让外地观众和读者知道了东北有个哈尔滨,那里可以造大电机,厂里有个青年工人丁少纯,干活吊儿郎当,追求生活享受,抽烟喝酒,打野鸭子,还照歪脖子像,与做小买卖(卖卫生球)的丈母娘划不清阶级界限等。剧本虽然写的是城市题材,城市生活,也确实让哈尔滨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火”了一把,但与今天提倡“城市文学”写作的内涵还有相当的差距。等而下之,是文革期间,作家程树榛以第一机床厂为基地,创作的一本名为《钢铁巨人》的长篇小说,还被“长影”拍成电影,上演后观众讥笑说:“只有‘钢铁’,没有‘巨人’”。这一时期的城市文学,是以政治工具为目的的创作模式。 
   
  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三贴近”模式 
   
  文革后,迎来了文学创作的新时期,出现了一批写哈尔滨知青,哈尔滨的改革,哈尔滨的文人下海,即所谓新人物,新气象“三新”、“三贴近”的作品。如《雪城》(梁晓声)写知青返城后,生活、就业困难和居住条件的尴尬。还有大量的是写城市工业题材和日常的市民生活。如程树榛《春天的呼唤》、《生活变奏曲》,方艺程的《情动百年》,蒋巍的《海妖醒了》。描写的内容不外乎“力主改革”与“阻挠和破坏改革”,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等一般传统文学套子。出现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与城市文学的理论建构不足关系极大。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北戴河会议上,虽然提出了城市文学命题,但什么是城市文学,如何去定义它?理论的规范概念模糊,各说各理,莫衷一是。连中国著名评论家雷达也承认:“城市文学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概念,经不起穷根究底的推敲和质询②”,作家汪曾祺说:“提城市文学是理论先行,为时过早”,王安忆干脆认为:“对城市文学作一个界定是痛苦的”。这是他作为实践者的经验之谈。但恰恰就是王安忆她自己创作了公认为标准的城市文学《长恨歌》,还得了茅盾文学奖。岂不是实践与理性的矛盾?这又说明,城市文学不是耳提面命,而是随着城市现代化升级的水到渠成,不经意而为之。我认为,城市文学的骤然兴起,是它在挣脱了政治和“恋乡守根”的观念之后,从现代城市和市民文化中发现了灵感的不竭之源,也是为保存城市历史的记忆,来回应西方物化新潮的冲击,是又一次怀旧的文化寻根。 
  哈尔滨阿成、黄建华两位年青作家,最初创作和发表的城市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阿成的《年关六赋》、《忸怩》是当时最唱响的两篇。前者写王氏家族大家庭,在年关前回家团聚引发的一场家庭内部矛盾,从表面上看孝悌和合,其乐融融。但透过祖孙三代用儒家学说铺垫的家教和伦理道德,转眼间貌合神离,为维护这家族短暂的门面,大家都在演戏。可敢于讲真话的二嫂向二哥说的那句话:“行,听你的。就算上庙了。一天怎么也忍了。”暴露出儒家的传统文化,在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产生了礼崩乐坏的危机。阿成希望保留与宏扬中华民族这种维系了千年的传统美德,他在《忸怩》中描写了老叶和小老爷子这两位正直、善良的城市贫民。他们的生存状态窘迫而尴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仍保持着做人的良知和助人为乐的本性。城市把他们抛出生活之外,成为街溜子,连一个睡觉的立脚之地都没有,但他们仍能守住自我,去帮助别人。当朋友为生活所迫曾做过一些不干净的事,被投进监牢时,他们仍可以成为朋友,甚至为其探监、收尸,帮助完成未竟的宿愿。小说既深刻地表现了商业化社会对城市人人性的扭曲,又浓重地表彰了即使是身份低贱的流民,他们对北大荒、对哈尔滨城市的依恋和友情为重的真诚,都表现哈尔滨人够朋友、讲义气和地域文化的特色。 
  阿成还写了许多涉外题材,如《马尸的冬雨》,《俄罗斯女人》等,他笔下的哈尔滨给读者一种真实、人性、道德美的印象。老作家汪曾祺给予的评论说:“看了阿成的小说——我才知道哈尔滨是怎么回事——这才是真实的哈尔滨。可以这样说,自有阿成,而世人始识哈尔滨。”③哈尔滨的城市文学能得到这样高的、中肯的评价诚可谓神品了。 
  黄建华在哈尔滨城市文学创作上与阿成一样,堪称另类一绝。《琴韵三事》写上世纪30年代从山东流浪到哈尔滨一位老琴师荀九爷,他曾倾其川资在途中买了一把京胡,拿回家一拉,琴是哑的,卖琴人从此消失无踪。由一把神秘的胡琴引出它的主人身世遭遇:原来主人是一位教俄语的右派教师,死后,他的学生樊家伦为其收尸,发现“死者手里紧紧攥着这把琴,下死力将手指掰开了,他留下了这把琴”。后来樊也流落到哈尔滨,在剧团当了一名操琴手。以后几十年琴成为他唯一的伴侣。改革开放以后,一位玛莎•乔的波兰裔美国人,在加里福尼亚专攻音乐史,对神秘的东方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恋”。因为她外祖父是哈尔滨人,曾在台上票过花旦,她为了完成一篇《京剧音乐与东方美学》的论文,特来哈尔滨考察,一是因为她身上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二是因为哈尔滨是她外祖母和外祖父相恋的城市,来找一找自己身上四分之一的血缘。由此玛沙认识了樊家伦并拜樊为师,学习京剧音乐,两人结为忘年交的师徒。樊珍藏的那把名叫紫云的名琴,竟然是玛沙中国外祖父的遗物,她外祖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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