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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可能性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孙 苏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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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下的写作界说经典,恐怕曲高和寡,更主要的原因是不合时宜。从王朔那一代开始的“一点正经也没有”,宣布着文学对使命和责任的放弃;到了网络文学这一代,文学的娱乐化已甚嚣尘上。文学演变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种类,艺术追求也日益市场化,媚俗化。甚至人们忌讳得连“作家”这个词都不愿使用。让人悲愤地感叹“新时期文学30年”的过程,带来的结果是“作家倒下去,写手站起来”。写作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文字游戏,成了彻底去精英化的文学狂欢。中国21世纪的文学现实验证了米兰•昆德拉早在上个世纪就做出的预言:“21世纪,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所以对经典的焦虑,实际上更多来自研究界的关注。以我自身经验而言,就是每当面对新一届学生对一个问题的质疑时底气不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也就是说,中国60年的当代文学产品中,是否有堪称“经典”之作?如果有,经典被命名的依据有否足够的说服力?如果没有,经典被否定的理由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产生经典的可能性? 
   
  一 
   
  我们可以从经典的基本品质上去认识经典。经典最严肃的解释其实限制在哲学与宗教的教义中。但在现实中,某些文学作品对人们产生的精神影响及灵魂重铸的事实,以及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让人不得不承认它们所具备的经典品质,所谓文学的经典因此而产生。被公认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作品通常经历过岁月的大浪淘沙,历久弥坚。所以人们常以“时间性”作为鉴定经典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代文学因此就会先输一局。6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作为一段历史来说却是短暂的。以60年的时间来判定作品的经典价值,缺少说服力。 
  时间性所以成为检验经典的先决条件,其实考量的是作品的永恒性。一部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其永恒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永恒性代表了经典的两个重要品质,这就是意义上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和审美上长久不衰的动人力量。作为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两个品质上都先天不足。从建国之初,对文学的要求就明确地提出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郭沫若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总报告)。而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由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规定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建国后成立的作家协会,纳入了被称作“专业作家”的一大批写作者。专业作家在组织的领导下完成着意识形态所要求履行的写作职责,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总之,充满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各个地方,写出了这个时代的颂歌。当时代发生了变化,他们为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失去了可以附丽的生活。用时下流行的一句小品台词来形容这些作品的命运,就是被“拍在了沙滩上”。短暂性甚至让人吃惊,著名小说《李双双》就经历了这样的尴尬。它的出版受到非常的欢迎和认可,所以被迅急地改编成电影。但电影尚未拍完,构成小说情节重要冲突的生活原型,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被歌颂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已落荒而散。电影只好及时做出了情节的调整。紧扣时下政策任务的小说都难免此类命运,在当代文学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发现,这样的作品基本上不具备永恒价值。它们甚至不属于一个时代,只属于一个时段。 
  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中找寻到它们注定的命运。中国人的文学观中,历来比较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的意义。即所谓“忧时艰”。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传统中都是现实主义更受到重视和推崇。到了当代文学时期,这种社会意义被狭隘化了,变成了当下意义。普世价值无从谈起。 
  即使翻检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即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当时优秀至极的作家,被推崇备至的作品,穿越这段历史重新审视,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们笔下的生活过去了,他们的作品也被遗留在那段岁月中。今天读起来,我们会吃惊,这就是当时困扰我们的问题吗?当下的人们时常会忧心忡忡地指责年轻的一代,他们竟对曾经风行一时堪称当时人们精神指路明灯的文学作品那么无动于衷,我们却忽略了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普世性不仅体现在对时间的超越上,更体现在对空间的穿越上。在中国文学界,几十年间,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即所谓“诺贝尔奖”情结。以中国之大,写作者之多,出版作品数量之惊人,都堪称世界之最。从哪个角度看,诺奖的评委也该考虑考虑中国了。却偏偏天不遂人愿。人们为诺奖的花落他人家找了好多理由,中国语言的特殊性,外国评委的歧视性等,但我想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评委们与中国作家难以在精神的层面上产生一种认同和共鸣,在中国的作品中看不到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性之所在。时至今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可以因金融危机站在一个论坛上;一个地球村里的人们,可以在一个互联网间穿梭往来。但在文学的领域里,却总是擦肩而过。缠绕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问题,对于不同意识形态下生活的人来说,是一道道不可理喻的问题,即以新时期文学为例,无论伤痕还是反思,抑或是改革,都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下的产物,且不说换过一个国度,即便换过一个圈子,很多人都不了了之,因为那毕竟是本土精英们的话语权。而后在中国文坛上风云一时的寻根、先锋等等,外国人都可以从中看到学得不太像的他们的影子。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下移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产生的烦恼人生和一地鸡毛,对于外国人来说,更摸不着头脑。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让人感到文学在一个文化的彻底市场化的环境中的尴尬存在,猎奇、述异,光怪陆离,曾经令人尊敬的作家的想象力在这些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津津乐道的非人酷刑,还是禽兽不如的变态性欲,将意义体现在对丑陋的追求上;新世纪文学的到来,网络文学的兴起,对“意义”更是完成了一个彻底消解的过程。与永恒有关的普世价值无从谈起,美学上的动人力量更无从谈起。人人沉浸在自我的狂欢中。诺奖的评选与外交关系和经济布局无关,它不会考虑均衡发展和平共处的。诺奖得否在其次,更有甚者,还无视中国文学的自尊心。前些时德国汉学家顾彬发表的一应言论,直指中国当代文学为“垃圾”,引起一片愤慨声讨之声,文学界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同仇敌忾,让顾彬先生不得不有所收敛,将“垃圾”的范围稍微缩小了一些,但“垃圾”的评价还不肯退让。 
  “垃圾”的说法过于恶毒,我们难以接受。但参考以上对文学经典基本品质的看法——永恒性及其普世价值。以此来衡量,当代文学的经典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二 
   
  也许没有被公认的经典作品,但未必没有作品具备一定的经典价值。不能否认的,当代中国60年间,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肯定会具有某些经典的元素,探讨和分析这些元素的存在,可能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意义。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远高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就整体创作氛围来说,80年代无疑更宽松,更开放,更适合于文学的发展,就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来说,80年代的作家也更加出色。但时隔30年,重读两个时代的作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却让人更多了一份感动。更多地成为影视及其他艺术形式再创作的母本,几乎都被再次或多次地改编过,引发了新一轮的追捧,以至于有了“红色经典”的命名。而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很难看到对新时期文学的后续利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对时代的影响力新时期文学可以当仁不让,因为“轰动效应”成为那个时代文学领域的专属名词。但时间的持久性却不堪一击。在对当代青年阅读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人所知的是作品的名字。但新时期的文学,人们更多的知道的是作者名字。从这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去考察,哪个时期文学的经典性更强呢?我们都知道《水浒》,但不一定都知道施耐庵;我们都知道“桃园三结义”,但未必知道它出自《三国演义》,更遑论它的著作者。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它们作为经典的存在价值。从这个角度考察,我们有理由认为,相比新时期文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也许更具有经典的元素。 
   
  近年来,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有否经典性问题,成为很多业内人士探讨的话题。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经历了三起三落。从最初的被捧杀,到后来的被棒杀,再到前些年的重出江湖。仅从形式上来看,这些作品叙事上走的都是传统文学的路子,艺术手法上属革命现实主义。人物好恶分明,情节简单完整。也就是说,从审美的角度很难为现代批评理论提供用武之地以及可供借鉴的美学价值。真正让人们留恋的,是这些作品深在的魅力,也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这主要体现在那些离生活稍远一些的战争题材和历史题材小说中,它们都有一种凌虚高蹈的气质。对理想的忘我追求,对信仰的无限忠诚,对勇敢的绝对崇拜,对牺牲的在所不辞,对民族气节的歌颂,对国家大义的认同。生活弥漫的是单纯明亮的色彩,哪怕是苦不堪言。欲望需求简朴平易,呈现人性本真状态。在理想主义、价值追求、道德典范纷纷失衡的年代,这些饱满感人的精神力量,就显得格外珍贵起来。忘我、高尚的品格应该是人类永恒的值得尊敬的行为准则,它所具有的超越性和普世性不会因产生于哪个时代哪种意识形态而失去它的意义。时过境迁之后,沉淀下来的,往往是具有这些高尚品格的人,而非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的代表。即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他身上的侠义忠厚,体现的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农民气质,革命觉悟只是他的附属性。战争小说中那些将领和士兵,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他们勇敢的行为和智慧的谋略。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对民族传统和人民性的尊重,这是再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也遮蔽不了也代替不了的。故事借助政治的舞台而演出,但换过一个场地,演出的还是故事。所以建国后十七年间的某些作品被称作“红色经典”,拥有它必然的因素。首先“红色经典”中所凝聚的特有的50年代精神,那种开创新世界的豪情壮志,憧憬美好未来的青春激情,对新生的共和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信赖和挚爱,在今天这个物欲至上的时代,显得格外弥足珍贵。其次,除开时代的特定性,它具有一个人类社会所尊崇的基本道德观,即综上所说的高尚、忠诚、诚信、仁爱、勇敢、利他、以及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等等,这些经久不变的价值理念,成为维系人类生存的最本质的品格,形成了绵绵不断的社会秩序和心灵守则,奠定了人类发展的基础,也成了经典构成所需要的永恒的内在品质。后来人常常指责这些作品的无艺术性,简单的叙事,类型化的人物,重复的场景,缺少现代技巧的表达,但却恰巧吻合了中国人的文学认知,这是植根于文化传统中的审美选择。在中国这片丰厚的土地上,经典完成了它的本土化过程。 
  反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早期多控诉和声讨之作,仅止于就事论事,过分计较个人的得失沉浮。宏大叙事中无处不在地夹杂着顾影自怜的喋喋不休。与政治与社会联系过于密切,而这政治与社会又是极端中国化极端即时性的。他们在完成着对历史的记录,而不能够超越历史。像如今这样连“牛棚”“运动”“黑五类”都要去文革字典上查找的时代,此类作品与当代人感受的隔绝性可想而知了。当痛苦只是一个人的痛苦,那痛苦就是有限的。当命运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与人何干呢?当痛苦和命运只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有关,而与人类长远发展无关,何来永恒性和普世价值呢?在一个又一个文学潮流中鲜有作家独立的姿态和思考,在审美追求上又不似20世纪50年代作家那么单纯,保持较纯粹的民族风格。囫囵吞枣地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和借鉴,难以获得本土化的认同。对国家历史的干预需求和对社会现实的左右欲望,导致作品中对政治的热情通常大于对审美的追求。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努力在向文学的本质靠拢,在文学的审美追求上做足了文章。比如寻根文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和现代性可能的思考,先锋写作中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实践和创新,批评家们也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纷纷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整体状况,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包括读者的追随和作者的虔诚,遗憾的是历史证明,这一切都成了祭奠给那个时代的牺牲。 
  上世纪的90年代至今,市场以不可抗拒之力迅速介入了文学。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服从政治的需要,听从政治的指挥,还和一个新生国家的发展稳定有关;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屈从市场的要求,怕只与个人经济效益有关了。就消解的力量而言,市场远远大于政治。这恐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以为,作为一个旁观者的顾彬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尖锐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的市场化也是个垃圾化的过程。即如较温和较谙熟中国人处世之道的香港作家董桥也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将大陆流行文学概括为五种类型:“一,游戏文学,逃避意义;二,遁入历史,逃离现实;三,零度情感,远离激情;四,张扬物欲,刺激感官;五,躲避崇高,消解价值”。 
  正是这些作品充斥着大陆文坛。优秀之作想脱颖而出,也是难上加难的事。在浩如烟海堆积如山的作品中筛选出经典来,真个是强人所难的事。难怪每次每项的文学评奖都遭人诟病。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都失去了他们的公信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价值愈加凸显出来,其所蕴含的经典的元素越来越被人们认可。 
   
  三 
   
  正如人们所说,其实无论诺奖是名至实归还是标新立异,抛开个案不论,诺奖的标尺从没真正改变过,从获奖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总能感受到永恒的文学真谛:充分反映人性与良知,发掘深刻的精神内涵、推动人类的整体进步。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诺奖不变的标尺中发现身处当代的我们对文学意义理解的狭义性,即用当下性代替了社会性;我们作家视野的局限性,用唯我的角度遮蔽他者的眼光。这就是我们与经典的距离吧。 
  当代文学缺乏支持经典出现的文学背景与社会环境,但不缺乏产生经典的可能性。对中国文学现实来说,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发现经典的眼光。经典的缺乏和作家作品有关,也和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兴趣点和关注范围有关。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件是,山西一个普通作者曹乃谦的被发现,源于马悦然,也就是著名的诺奖的重要评委。我们不知道马氏是如何将自己的眼光,大海捞针一般投注到曹身上,以致于引起国内文坛人士的不满,毕竟,曹乃谦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还是稍逊一筹。 
  我们不去议论马悦然的发现,但我们可以参考他独到的眼光。这为我们寻找经典提供一条可资借鉴之路。除了时代这个大背景下的考察之外,我们也可以把文学视野放得更广阔些。中国当代文学中,也许不乏堪可列入世界级优秀之列的作家及作品,但中国当代评论界中,却一直缺少独到的探微寻幽的发现,人们更乐于追踪风口浪尖上的作品和聚光灯下的人物,随波逐流一拥而上历来作为中国特色长久不衰。于创作如此,于评论亦如此。被列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都是当时各个文学潮流中最有代表性的。或者可以被归属为哪一类型的。特立独行本是写作者最宝贵的个性品质,但也由于孤军奋战,最易于被遗忘在时代之外。汪曾祺的被承认,在当代文学中只能算个个案。估计也和他师出名门有关。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因为有了外国学者的介入,张爱玲等人才浮出水面,忽然成了不可一世的大师。可以想见,当代文学肯定也有具有经典可能性的作家作品遗落岁月深处或埋没在不为人所知的民间。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个传媒时代之后,在传媒和市场的双重主导下,独立的眼光和思想变得更加难能可贵。一片喧嚣声中,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不可能太透彻,他的“垃圾说”有失草率和急躁。其实平心静气地从文学本身出发,不难发现,中国文学还有很多可圈可点之作。即以黑龙江作家而论,仔细分析他们的作品,就不乏经典的可能性。比如孙少山笔下对存在的质问,对人类心理积淀的质疑;阿成作品中触手可及的悲悯的人间情怀,对文化人格深入骨髓的理解;特别是近年来迟子建小说所抵达的精神高度,从一个民族的命运体会出的人类的悲剧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领悟与升华,已与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有了灵魂上的相通和契合,不但具有了经典的精神价值且已具备了经典的美学意义。在中国的各个文学角落,我想都会有这样坚守文学精神的人在。发现并挖掘这些作家的作品意义,特别是一些游离主流之外的作家与作品的意义,也许对我们寻找走向经典之路提供更有价值的帮助。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文学史家们值得深思的课题。 
  我们不否认中国当代文学60年以来,活跃在主流文坛上或曰最被主流评论界、文学史专家所认可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某个时段内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作品带来的一个审美误区。巨大影响不等于普世影响。普世的影响力需要有普世的价值支撑,包括其建立在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上的精神意义和美学意义。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看“人”,而是只看“文”。记不住作家,只记住了作品。中国文学或许离诺奖,更准确地说,离经典就不远了。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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