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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纵式忠实”看张爱玲中英自译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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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交织一起,体现了第三世界女性作家身负二重压力,既要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男性中心对东方世界女性作家的边缘化,又竭力保持本身传统文化中的女性主义话语。综合她的翻译,她的策略是坚持自译,并且采取“放纵式忠实”,即紧贴中文,保留其女性幽长的笔调、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如《金锁记》。但这些极端异化的作品在西方并不受欢迎,其原因是她着力表现的是中国传统封建主义与西方殖民主义相结合的畸形怪胎,所扭曲的人性中的种种“恶”,女性自我身上的顽疾。但在另一方面,她又出于自身因素、赞助者因素等,出版《秧歌》、《赤地之恋》等具有反对解放后中国共产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对峙的西方受到欢迎,这反映了西方有目标地选择来自东方的作品,来满足它投射的东方的他者形象,从而增强自我形象。 
  关键字:放纵式忠实;张爱玲;后殖民女性主义 
   
  一、 放纵式忠实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王东风(2007),Venuti(1992),在评价刘易斯的“反常的忠实 ”时说:就要抵制通顺,提倡抵抗式翻译。 
   在翻译德里达的演讲时,我试图贯彻他有关翻译的思想,并体现其他理论家和翻译家受其思想启发而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实践。这就意味着尽量贴近他的法文,试图再现其句法、词汇乃至排印格式,努力营造类似的效果,即便这些措施可能将英文扭曲,生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模样。 
  可知,放纵式忠实其实紧贴原文,不惜打破目标语固定用法的一种直译方式。如鲁迅的翻译。 这种是对目标语语言表达和修饰模式的实验,“一种强烈、有力的翻译,它珍视的是实验,玩弄的是词语的用法,并试图认自身创造的方式协调原作的多价性或多音性或表达的重点。(Venuti,1992:270)”。这样,其实是拒绝归化,使用目标语滥熟的用法,即打破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常规语言和定式化的日常用语,使语言“自动化和惯例化”。陌生化(Eaglton,1985)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在这一感觉的过程中产生审美快感,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的创作方式。 
  对于Venuti和其它后殖民主义翻译家来说,认为归化会使西方排斥差异,能继续殖民读者,加强殖民霸权,不利于文化传播,而异化能使目标读者思考,从而体会文化差异。Robinson(1997/2007)认为异化策略不一定就能反殖民,因为异化常与教学、政府公文相连,让人引起反感,特别是对前殖民国家来说,异化常引起痛苦回忆。王东风(2003)主张异化,认为这样才能引进异质文化。在中国第三次翻译浪潮即清末时,严复在翻译西方科技、林纾翻译西方通俗小说都倾向用归化策略,在当时保守封闭的、民众教育落后的中国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推动中国对外交流起了功不可抹的作用。相反,鲁迅在稍后的时期,即20世纪20、30年代提倡异化,是因为西方的思潮大量涌入,归化策略不能适应快速、大量引进外国思想的形势了。这和日本翻译有类似的经历:之前,日本利用汉字新译西文,创造出如“社会”、“主义”等。不过20世纪初,日本的术语翻译出现了重大转变:放弃了明治时期汉字意译,采用假名音译。意译直观但复杂费时,音译无法传义但便捷快速,便于大量引起新词,来反映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Spivak(1992)认为不应为逻辑上的系统性而放弃其每个语言独有的修辞性。但也有别的学者(Robinson,1997)持不同看法,认为一味异化,在译语国家强调了译语读者对第三世界的呆板、僵硬、异国风味的印象。 
  正如中国传说中所说,当荷兰殖民者来到澳门时,说只需要一个牛皮大的地方,当地人轻信了他们的翻译,让他们上岸了,可是他们圈了整个岛,他们解释成是将牛皮煎成绳,将整个地方圈起来的范围。从中可以看出殖民主义通过语言和翻译对东方进行掠夺。西方只将东方进行臆想的投射,进而创造他者形象,确定自我形象。 
   
  二、 张爱玲的自译 
   
  1、 内容上 
  她一直固执地描写作为被排斥到边缘的少数群体的女性们种种无奈人生。如张爱玲忠实于表现殖民地女性的生活,正是对殖民主义和男性主义的反抗。她拒绝的而是作为男性主义的支配意识形态。而且从斯皮瓦克(Spivak)提出的“对他者的对话”,她的作品是“典型的后殖民呈现”,审视了西方对中国他者的虚构,表示了中国强烈自觉。由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如《红楼梦》、戏剧等,她的作品让华语读者在西方强势文化下找到了民族固有的文化之根,而满足他们对自我的诉求,这是张爱玲之所以在华语世界进入全球化后反而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根本原因。她所处的环境是在半封建半殖民主义下,新兴的资本主义下的大都市的日益兴起,所关注的是女性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和位置,如城市中新生的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们面对职业和婚姻的挣扎。因此,当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化进程,出现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白领女性,难怪张爱玲成了她的的代言人和小资的一种社会符号。 
  2、形式上 
  身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翻译,负有三重障碍:作为女性面对男性的压力;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移民少数族裔在以Anglo-Saxon为主体白人主义;东方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的压力。所以,Bassnet(2004)认为自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对于精通两种语言,甚至是多种语言的作者来说,与原作有平等的关系,很难分清哪个是原作,哪个是译作。按照Genette(1987)的说法,自译也是一种“互文本”。正如Spivak(1992:187)所说,关注第三世界文学被翻译成英语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以及种种歪曲情况,她反对的是将非英语写作都译成英语,这样会造成一种带翻译腔的语体,从而失去了第三世界的文学个性和文化身份。如白先勇(2000)在自译作品《台北人》中说,他想用一种(统一语言)来进行文化交流,可他忽略了在中西方文化不平等情况下,就好Spivak(1993/2000)所批判那样,是一种归化的翻译体。 
  全盘地译成英文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了民主的理念,成了强权者的法则。在第三世界的所有文学被译成某一种翻译语体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这样一来,一个巴勒斯坦女人所写的文学,在笔调的感觉上,就仿佛是一个台湾男人写的东西了。(Spivak,1992/2000:399-400:) 
  相反,张爱玲坚守的是放纵式忠实,为目标语带来新的用法以外,却由于本身写作体材游离于目标语诗学当中,主要是中国式旧家庭女性的生活,琐碎的女性生活细节让人不甚其烦。因而在英语文化中不受欢迎和重视。相反,在华语圈中,她这种与《红楼梦》一脉相承的写作手法,和加上西式心理写作手法的作品,却得到了热烈拥戴。她试图通过这种异化手法,确定自己作为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文化认同,但在强大的英语强势文化中,她所确定的旧中国保守的女性形象不符合西方对中国的他者形象,因此她的作品不受其欢迎是有原因的。在美国文化界,近现代介绍中国文化的主要有赛珍珠、林语堂,他们关注的是西方眼中中国文化中的他者形象——原始但“美”与“善”, 赛珍珠《大地》笔下的女主人公吃苦耐劳,扶持丈夫变成地主后,又忍气吞声容忍他纳妾,符合中国传统封建要求的女性,也符合新教徒对女性服从丈夫的准则。那么张爱玲打破了这种神话,她着力表现的是传统封建文化与近代殖民思想相结合的“吃人” 恶本质。 
   
  单德兴(2007),张爱玲汉英创作互译,主要是指《秧歌》、《赤地之恋》、《五四遗事》、《怨女》这四部英文创作小说的汉译,以及《金锁记》等中篇小说的英译。在《金锁记》有大量的关于服饰、家具等具有十分鲜明女性特色的描写,一些中国的谚语、熟语、暗喻和明喻、意象等,自译中张爱玲也严格直译,可见,张爱玲在用母语创作时,发挥了她女性独有的幽长的笔调,增添了细节。在用英文时,她还是意识到这种东方式的、女性的写作方式可能不受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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