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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举制度发展的哲学思考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不详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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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谓选举制度,专指有关选举国家代议机关组成人员的制度。选举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特别是人大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完善是中国宪政民主发展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先是由政党(国家)主导,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过渡到国家和社会上下联动发展的模式,通过渐进式、迂回式的改革,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纵观30年的发展,选举制度通过完善制度在代表性与功能性之间寻求平衡,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促进了执政为民的政治主张。
  
  一、 发展方向:制度保障的代表性与功能性
  
  建国后,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和继承根据地政治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得到初步确立,但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并不完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的整体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惨痛的教训说明,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没有尊重制度的现代政治意识,民主政治很难长期稳定运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加强了全方位的制度建设,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体系。在整个制度框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政治权利意识得以培养、制度意识得以觉醒和加强,选举制度越来越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在维护人大制度代表性的基础上,努力提升了选举制度的民主性和各级人大的功能性。
  在整个选举制度体系中,关于代表名额和比例的数字的变化,隐含着是我国选举制度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在代表性与功能性寻求平衡的历程。我们不妨从这一微观角度对选举制度的发展进行分析,窥一斑而见全豹。合理的代表规模,既是人大制度性质的体现,也是发挥人大政治功能的要求。彭真同志曾指出:“经验证明,代表人数太多了,并不便于代表们充分讨论和解决问题。”“我倾向于代表大会人数不要太多,既要包括各方面的代表,又要便于开会讨论、决定问题才好。”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名额过大,并且确定较为随意,极不利于人大议政。1995年《选举法》修订时对代表名额和比例方面的规定有很大的改进,在第九条中,规定以“基数+增数”的方式确定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并确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基数、增数和最高限额。这种量化方式有利于代表名额总数的控制,也有利于选举的规范化,使选举更具有科学性。代表比例及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是选举制度代表性与公正性的体现。在1995年以前,我国各级人大城市和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不尽相同,1995《选举法》将原来各级人大中城乡代表所代表的不同人口数统一为“四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农业人口“四分之一”的选举权有望得到改变。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平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以及无记名投票。农村公民的“四分之一选举权”虽然有一定的历史、现实原因,但毕竟违背了选举的平等原则,是一种不公平的体现。《选举法》进一步缩小、乃至消除城市代表与农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使城乡之间、男女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别逐步缩小,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当然,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还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选区制的发展就是一例。选区的划分是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国家选举实践中,选区的划分往往决定着政党选战的胜负,因此,选区的划分常常是各政党斗争的焦点之一。我国选举法对选区的规定比较笼统。1982年《选举法》规定:“选区应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和居住状况划分。”1986年《选举法》有所进步,补充规定了“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但始终没有对选区的大小进行规定。1995年《选举法》对选区的大小进行了规定:“按照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表划分。”同时,要求“城镇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这体现了我国选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我国选区的划分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多名选区制”以及随意划分选区的问题。在人大选举中,一些地方为保证某些候选人的选举,往往较随意地划分选区,或对分配有“戴帽”候选人的选区进行倾向性照顾,为某些特殊候选人创造条件,这直接造成了选举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但《选举法》并没有对其进行规避。其中之深层次原因此处不做分析,但从中不难看出,我国选举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发展理念:由“政治客体人”到“政治主体人”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这是现代最为流行的观点之一。人们往往据此来定义政治:“狭义上讲,政治是人们为获取和保持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和斗争;广义上讲,政治是公共权力作用于社会的目的、方式和后果。总之,政治就是社会公共权力产生、变更和动作的过程和结果。”但不论怎样,离开了“人”就没有政治。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也强调人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普通人是被管理者和被施于者,游离于政治的舞台。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充满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它认为政治的终极目标“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国政治架构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和执政为民,但是,人(大众的、普通的)在政治中的地位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建国初期,在人民当家作主理念的激励下,人民大众成为政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是“政治主体人”,这是对传统政治观念中“牧民”思想的彻底颠覆,也是追求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具体表现。但是,这种主体性是不完整的,或是不健康的,是一种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一波又一波的近似“乱民政治”的运动之后,中国民主法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有所“冷淡”,社会也对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进行了反思,国家执政思想实质上部分地回归到“民本传统”,强调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当家作主”逐步口号化、宣传化,人的“政治客体”地位凸现,人(大众的、普通的)在政治中的地位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有所分裂。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开放,人民在政治上受到“再启蒙”,公民意识、参与意识逐步增强,中国民主政治正在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转变:人民由“政治客体人”向“政治主体人”发展。选举制度近30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折射和促进了人民政治地位的变化。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与确定候选人相关的制度之改革和完善。
  预选制度是近30年来选举制度一直争论的焦点。1979年《选举法》明确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这一制度设计是当年扩大民主的一大亮点,但1986年对《选举法》进行第二次修改时,删去了有关预选的规定,其理由是“一些地方集中选民较困难、预选会增加选举工作量”等等。正是这一变动,为一些地方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从侧面也反映出当时普通公民对选举、乃至对政治较为冷淡。1995年对《选举法》再次进行修改时,在县级以上各级人大的间接选举中再次引入预选程序,以肯定的语气(而不是如1979年《选举法》“可以进行预选”语)提出: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提法折中了1979年与1986年《选举法》的相关规定,并有所进步。2004年,《选举法》修订时在直接选举中也引入了预选机制。这一个个进步增加了选举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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