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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学的趋同与模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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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汉代文学中趋同模拟作品的继承和发展
  
  (一)汉赋的趋同模拟现象
  西汉初年,汉代的统治者大多是楚人,因此对于“楚声”十分爱好,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楚歌,如刘邦的《大风歌》、戚夫人的《舂歌》、刘章的《耕田歌》等,形成了楚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的《郊祀歌》外,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五十首。统治者的爱好,对当时的时代思潮也起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在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辞赋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以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为主。特别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模拟屈原创作的作品。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汉代辞赋的佼佼者。贾谊的《吊屈原赋》和《服鸟鸟赋》,渗透着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因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而被称为“骚体赋”。还有许多作家则主要从艺术方面来学习屈原,他们仰慕屈原赋艺术上的“可与日月争光”的成就,于是进行模拟。如贾谊的《惜誓》、王逸的《九思》等。对于这种模拟现象,宋代的朱熹批评到:“虽为骚体,然起词气平缓,意不深切,若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就无可取之处,贾谊的《吊屈原赋》在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方面就都是上乘之作。
   汉赋发展到大赋阶段,模拟现象则主要体现在了同代文人的作品中。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基于这种赞扬与认同,文坛上就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模拟之风。如杨雄,他对司马相如极为欣赏,曾评说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也。”于是,他写的《羽猎赋》《长杨赋》《甘泉赋》《河东赋》等都是学习的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虽然他模拟古人,其文学理论也主张要拟古,但是由于他知识渊博,又不受模式的拘泥,所以有自己的创建。而且他的这些模拟之作实际上也促进了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创新与发展,文学发展也只有在竞争中才能进步。
  (二)散文的趋同与模拟现象
  提到两汉的散文,就不得不说《史记》和《汉书》,它们代表了史传文学发展的高峰,其中仍不乏有模拟的现象。司马迁著《史记》继承了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 “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称之为“绝唱”,因为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况下,作者能“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鲁迅语),广据见闻,独抒己见,敢于直言,而成为“实录”。称之为《离骚》,因为作者更多的看到了历史上的不公,人世间的不平,于是愤世嫉俗,忧思甚广,不仅是个人的牢骚。可见,汉代的散文和楚辞也存在着趋同现象。后来班固作《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原则叙述了汉代王朝的发展史,同样记叙了历史的真实画面,而且以史家的“实录”精神为指导。其中的《司马迁传》还几乎全部采用司马迁的观点,《武帝本纪》和《郊祀志》的观点也与司马迁一致。在体例上,《汉书》也继承了《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因此,成为后来人效仿的榜样,后代史书的修订基本上也以《史记》和《汉书》为准。
  (三)文学对儒家命运论思想的趋同
  汉朝建立初期,惠帝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文人的命运就正如杨雄所说:“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这种群体遭遇使他们对自身命运进行不断的思索。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就首倡此风。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对汉代王朝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最后也因写灾异问题来劝谏汉武帝而差点丧命。这对他自身和汉代的整个知识阶层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与董仲舒的悲叹并无二致,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悲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到了西汉后期,文人对命运的感叹更是加深了,正如杨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杨雄传》)。对于文人地位变化及其原因的分析在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中都有具体而全面的阐发,揭示了汉代文人命运的变化以及其内在的深层原因。这一类主题趋同的作品实际显现的是同一时代氛围作用于不同文人的结果。
  
  二、 汉代文学的趋同与模拟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时代风貌对汉代文学趋同现象的影响
  汉代文学是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的,但在这多元化的发展中也存在着趋同现象。汉朝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广袤,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了豪迈情怀。
  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关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 司马迁称他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一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弘的气势,欣赏那种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事情,都要囊括包举,细大无遗。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创造出了与大汉帝国气象一致的博大壮阔的体制,完成了讴歌时代的责任,成为海内汉赋第一人。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这种“以大为美”的审美要求是和汉代的时代特征分不开的。
  (二)经学思想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也就形成,以致出现“一经说至百万言”的事实,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秦近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他们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种繁琐的风气体现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汉赋在表现形式方面的趋同现象。
  两汉文学思潮也很少超越经学的樊篱,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汉代文学批评也主要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即使像王充那样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可见,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有很深的影响。
  在传授方式上,汉代经学重承袭,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的谴责。汉代文学情况相同,许多文人不但模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体辞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
  (三)儒家致用思想的影响
  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在新儒学的掩盖之下,汉武帝实行多欲政治,爱听颂扬之词,汉代的文人满怀积极的入世之心。他们一方面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一方面又要避免杀身之祸,因而许多汉赋的写作目的就是供上层统治阶级阅读,为他们服务。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写给汉武帝看的;杨雄的《羽猎赋》、《甘泉赋》是写给汉成帝看的;班固的《两都赋》同样也是为帝王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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