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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日古代女性文学的盛衰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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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沉寂及其成因
  
  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现实:除过短暂的母系氏族社会,中国一直处于极端的男权社会统治之下,因此文学被深深地烙上了男性的主体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已经强烈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然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中也不时泛起一些涟漪,那是来自人类的另一群,一群几乎被人们忽视而且总是被社会歧视的女性文学。在古代文坛上,女性作家只是凤毛麟角。有人统计,自汉魏六朝至近代全国女性作家有著作可考者仅四千余人。
  1、家庭环境的影响
  女性作家不多,这是社会历史原因所致。作为女人,操持家务,抚育子女,她们要比男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封建社会,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她们的“知书识字”以至于对文学的了解和认识,完全是因为家人环境氛围的影响,耳濡目染,她们才有条件和机会接触文化、文学。如蔡琰和李清照。蔡琰,其父为汉末博学多才的文学家,蔡琰幼时即接受父亲经史艺文,音律琴技及书法等方面的严格教诲。蔡琰书法亦得家传,据《衍极至朴篇·书法传统》记述,蔡邕得书法于嵩山,教授崔实和蔡琰,蔡琰传卫夫人,卫夫人传王羲之。另据记载,蔡邕家藏书丰富,留给蔡琰达四千余卷,皆于汉末战火惨遭焚毁。蔡琰赎回后曹操令其默诵抄录整理得四百余篇,文无遗意。[1]此亦可见蔡琰博学强记,实是汉代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总之蔡琰幼时秉承良好的家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
  2、歌妓文学
  在封建社会里,女子比男子活动的空间小,接触的社会面也受一定限制。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歌妓文学。作为歌妓她们生活在封建伦理道德之外,与一般的封建女子有不同的生活范围和生活经历,可以与外界有广泛的接触。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代妓女的才智和艺术品位也高出其他朝代之上。她们不仅姿色出众、技术超群,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都能够吟诗颂词有的善诗能文,精通琴棋书画,令当时的文人雅士大为倾倒。薛涛是妓女中诗才横溢的女诗人,她的春望四首:“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2]情致充实,语言优美,情感真实,文辞精巧,被誉为佳篇。
  无数事实说明,女性作家少并不是她们的才智天生不如男人。天地原不以才智限男女,而是人为的封建礼教的绳索对女子长期捆缚,使得她们的聪明与创造精神,外人不得而知,亲人不得而言。“女子无才便是德”使得她们的才华无从展现,“男尊女卑”使得她们的心灵受到损害与摧残,无怪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妇女解放的程度作为社会一般人的解放尺度。不过一旦她们有机会进入相应的领域,包括文学创作,她们做出的成绩并不比男人逊色。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六十二)云:“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凿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彰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3]
  
  二、日本古代女性文学的活跃及其成因
  
  1、假名的产生及其对女性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宫廷贵族极其推崇中国文化,当时在公务活动及宫廷娱乐活动中均以使用被视为高雅的汉文汉字为时尚。写作汉诗文成为当时文学的标志。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日本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忘。与汉诗文的兴盛相比,日本传统和歌受到压抑不断衰落。一方面,汉字汉文传入日本为改善日本语言,延续日本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汉诗文在日本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理解和掌握其精髓不是一件易事。用它来表达和传递思想感情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汉语和日语是两种不同体系的语言,完全依靠汉字表达日本语言有相当的局限性。早在奈良时代,日本人就试图把汉字作为表音文字使用(如万叶假名)。但由于汉字表意的性质,使其表音的功能受到一定影响,如和歌修辞手法之一的双关语就无法用汉字表示。日本历经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外来文化难以替代。
  2、自照文学的产生及其对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
  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还与日本当时的风俗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的日本流行“妻问婚”,所谓的“妻问婚”也就是夫到妻家生活,这是为了保证女性在结婚以后生活有保障,不至于遭受抛弃以后连生活都无法继续。可是问题也由此而生,正是由于这种“妻问婚”的存在,使得已婚的男子仍然有很大的自由度,甚至可以拥有三妻四妾,而女子则沦为一夫多妻制的牺牲品。例如,藤原道纲母结婚以后因丈夫的用情不专而饱受屈辱,于是为了从这失败的婚姻中找到精神寄托而转向文学创作,将自己的哀怨、妒恨、苦闷述著笔端写成了《蜻蛉日记》。象藤原道纲母这样因婚姻生活的失败而转向文学创作的女性作家还有很多,如紫式部、和泉式部、清少纳言等。对于这些女性作家来说痛苦的生活经历成为了她们的写作动力,于是涌现出一大批描写自身感情生活经历、凝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史上称之为——自照文学。《蜻蛉日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自照文学作品。
  3、后宫沙龙的产生及其对女性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日本特殊的政治现象、政治制度也存在有联系。日本摄关政治的形成与确立对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摄关政治始于藤原良房。藤原家族的祖辈在大化改新和律立制度中立下了功劳,受到朝廷的重用。之后,藤原家族利用与皇室联姻,巧妙地击败了其他贵族巩固了家族地位。9世纪初藤原良房成为摄政,代替年幼的天皇执掌朝政,此后藤原家族的势力不断加强。10世纪后期,在与皇室及其他朝廷重臣几番争斗之后,藤原实赖成为关白。关白是天皇成人后,继续作为天皇的外戚掌握实权的官职。藤原氏通过与皇室联姻以摄政、关白的身份确立了在朝廷的统治地位。
  当时藤原氏一族作为天皇的外戚建立起摄关政治,掌握国家大权。但是出于掌握国家大权的政治需要,藤原氏内部依然不断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藤原氏各家都一心想把自家的女儿拥立为后,他们想方设法提高女儿的竞争地位。具体的做法之一就是将一批有才华的名门才女招入后宫作女官。女官的职责就是为宫廷贵族妇女侍读、侍画,提供高水平的文化服务,提高她们可能成为皇后的竞争力。这些女官的到来使宫廷成了文化和社交的沙龙。其中最著名的是以藤原道隆的女儿定子为中心的后宫沙龙和以藤原道长的女儿障子为中心的后宫沙龙。《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曾服务于藤原定子,《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曾服务与藤原障子。后来藤原道隆在世时将女儿拥立为后。他去世后,他的弟弟道长又将自己的女儿障子拥立为后。定子和障子都先后嫁给了一条天皇,形成了一宫两后的对立局面。清少纳言和紫式部都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平日里女官们伴在女主人身边,陪女主人写字、作画、聊天。当宫中举行歌会或者有节日庆典时,她们又是活跃的组织者。宫廷生活为女官们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这批女官的才华和宫廷生活的真实体验使得她们有了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条件、热情和可能,使她们所具备的文学才能有了释放的空间。
  
  三、小结
  
  同样都是男性意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然而两国的文坛却又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的女性作家寥若星辰,传世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总体较为沉寂。这与中国的封建制度长达数千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戕害、封建制度对女子的束缚使得女性文学长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很多有才华的女子注定就这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鲜为人知。而日本虽然也经历有封建社会,但由于日本本身的传统与风俗、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原因,使得日本的女性文学呈现出世所罕见的繁荣景象。女性作家呈群体出现,女性文学独领风骚,无论是以“质”还是以“量”来衡量,在日本文学中都占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比中日两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发展状况,不仅在文学方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两国文化不同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也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深层民族性的认识,从而促进两国各方面交流的加深。
  
  参考文献:
  [1]沈立东.王晓雯,沈倩.汉代知识女性产生的背景及其文学创作.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62卷,02期,P250.
  [2]陈燕.试论唐代女性文学.巢湖学院学报,2004年,6卷,05期,P125.
  [3]陶应昌.论云南古代女作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31卷,02期,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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