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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改造无效论”对我们的启示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刘 强 王贵芳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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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美国2005年出版的《重思罪犯改造》一书,对美国监狱和社区矫正中改造罪犯的理论与实践给予了全面的否定,在美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者挑战性的观点促使人们思考:美国改造罪犯真是无效吗?我国改造罪犯真是有效吗?作者在否定的基础上提出的改进建议,有哪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关键词 美国;改造罪犯;重犯率;矫正评估
  中图分类号 D916.7 文献标识码 A
  
  美国大卫·拉法宾(David Farabee)博士在2005年出版了《重新思考改造——为什么我们不能改造罪犯?》(下面简称《改造》)一书,对美国改造罪犯的理论与实践给予了全面的否定,在美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者认为,美国监狱和社区矫正中改造项目的全面铺开是建立在理想主义而非科学的基础之上,扩大改造功能会阻碍人们寻找对犯罪有长期和积极影响作用的措施。我们有必要从书中获得启发,以改进我国的罪犯改造工作。
  
  一、《改造》一书的背景和内容
  
  美国对罪犯改造的思想和实践在独立战争后就已开始。19世纪20年代宾夕法尼亚的独居制和19世纪30年代的奥本的沉默制都包含了通过宗教的影响,让罪犯忏悔并得到改造。19世纪70年代,纽约的改造院将不定期刑、记分制度和假释有机结合,促进了罪犯的改造。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犯罪率有所增长,引发公众对改造项目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美国总统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犯罪和刑事司法、执法中的问题。一些研究着眼于评价各种改造项目的有效性问题。1974年,纽约城市学院兼职教授马丁森“改造无效报告”的发表使得这种怀疑达到了高潮。该报告是基于对231个不同矫正项目有效性进行评价的综合研究成果。报告的结论是“除了少数的项目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外,更新的努力不能对重新犯罪率产生可以看到的效果。”该报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评论。也对美国犯罪控制的政策起到重要的影响。从70年代末,美国一半以上的州重新确立了定期刑法律,目的是对罪犯监禁更长的时间;有的州取消了假释,对暴力和职业犯罪实行更为严厉的制裁,对于缓刑人员采取了强化了监督,37个州和联邦重新恢复了死刑。监狱押犯数量迅速增长。许多州减少或取消了部分改造项目。
  但是马丁森的报告也遭到了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反对,他们通过实证的研究证明改造的有效性。因此,马丁森在“改造无效”论发表后的5年,又更正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一些矫正治疗的项目在重犯率上可以收到看得到的效果。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改造能取得效果的条件是:(1)罪犯犯罪的需要结构要加以确认;(2)改造项目要体现出把罪犯的需要和提供的服务相适应;(3)改造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周期;(4)矫正人员的质量对改造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进入9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对罪犯的改造项目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改造》一书的出版,无疑会引起人们对改造效果的再次反思。
  
  二、美国改造无效的主要依据
  
  (一)美国犯罪率下降、重犯率上升
  美国法务部目前有两种主要的犯罪统计资料。一是联邦调查局的统一的犯罪报告(UCR);另一个是司法统计局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NCVS)。
  数字显示不管是暴力犯罪还是财产犯罪在10年期间(1992年-2002年)都下降了。而与犯罪率稳步下降的大好趋势相反,3年中的重新逮捕率从62.5%(1983年释放)上升到67.5%(1994年释放)。增长率最高的是那些原来的财产犯罪、毒品犯罪和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暴力罪犯的重新逮捕率增幅最小,从59.6%(1983年释放)增长到61.7%(1994年释放)。
  怎样才能解释重犯率全面上升8%,而同时总人口的犯罪率在下降呢?为什么对于以前进过监狱的人来说,监狱的威慑作用要比普通大众小呢?并且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监狱为罪犯提供了更多的改造项目,为什么1994年释放的罪犯比1983年被释放的那批罪犯的重犯率却上升了呢?
  
  (二)改造效果研究在方法上的缺陷
  1、缺乏随机分配。出于实践和道德的原因,研究者很少将研究对象随机分到矫治组或控制组。在实证设计缺乏真实性和科学性的情况下,很难从参加矫治项目的罪犯特征中得出矫治的有效性。
  2、不一致的跟踪期。在罪犯释放后,对风险期控制不当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比方说,在一项评估中矫治项目参与者的风险期平均为34.7个月,而非参与者的风险期平均为41个月。风险期有6个月的不同似乎可以说明在两个比较组中一个重犯率高的原因。如果研究者没有说明假释人员在假释后的6到12个月的居住条件受到控制,那么风险期无法比较也是个问题。
  3、中途退出者作为比较对象的使用。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非矫治比较组,研究者有时就把完成矫治项目的罪犯与由于某种原因中途退出项目的人做比较。虽然这种做法是通过不同的矫治程度来比较。但容易与其他结束或完成项目的相关因素混淆。例如,一个项目只有20%的人能完成,这么少的人不可能反映出项目的真实情况。
  4、没有使用适当的统计控制。尽管使用了不同的矫治组和比较组,但很少有评估者使用统计控制来保证研究组的可比性。例如,对年龄、教育以及前科次数不同的控制组会考虑到与准实证设计组进行更直接的比较。
  5、没有说明选择参加项目的倾向性。在多数情况下,从监狱释放人员参加社区矫治项目是自愿的。作为一个结果,不是所有从监狱释放的人员都选择参与社区矫治项目。在这些选择的人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坚持按建议的时间(3-6个月)完成。因此,那些释放后选择继续参加矫治的人(并按建议的时间)与不参加的人是不同的。假释者参加项目的原因可能包括真心悔改、需要解决住房问题以及来自假释机构的压力等。因为选择参加项目的潜在压力是多种多样的,统计其内在的不同是一件复杂有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参与者的主观倾向应当考虑,即便不作分析也应陈述一下。
  6、面谈跟踪率低。通过跟踪访谈收集资料的评估研究也有选择的倾向性问题。跟踪率低于80%的往往得出积极的结果。有的研究总共只有60%的跟踪率。另外,再次进监狱的罪犯都没有进行访谈。
  这些方法上的缺陷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罪犯矫治项目进行分析的研究者发现研究的质量和类型比实际评估更具有预测性。设计越差,研究结果就更可能是积极的。质量越低的研究显示对减少重犯的效果越好,而最严密的评估(即使用精确的实验设计)显示的作用基本为零。也就是说,对矫治项目的效果做最精确的评估显示这种矫治项目对降低重犯率没有效果。
  另外,一些学者在做课题或进行研究时为了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倾向。有的政客们为了得到有利的评估结果不惜冒着丢掉职务的风险,诱导研究者发表有利他们观点的研究结果。
  对成果的发表强调需要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在大学的环境中,发表文章表明研究者对该领域有贡献,并且因为大多数期刊都有严格的匿名审查程序,所以发表文章的数量也能说明研 究者工作的质量。但是发表的过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受到重要性的困扰。这里是指统计上的重要性。发表有意义的调查结果当然比无意义的容易得多。但怎么处理一项无效项目的结果呢(其中之一是在矫治组和比较组之间没有统计数字证明有很大的不同)?要发现两组之间不同的一个方法就是进一步挖掘。在矫治组与非矫治组进行比较后,若研究者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就会无计划、不合理地进一步比较。他们取样会越来越小,直到发现有效果。即使被评估的项目是无效的,他们也希望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矫治项目的参与者在出狱后比那些项目中途退出或淘汰者表现得要好。
  这些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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