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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审判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马 邑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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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囿于国权主义思想、审判人员的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不健全、制度设计缺失等因由,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多地方仍然亟待完善,本文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刑事和解、未成年罪犯的刑罚等三个方面论述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以期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
  关键词:刑事审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刑事和解;未成年罪犯的刑罚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的提出,对刑事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民法院如何积极更新司法理念,自觉地用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来指导和检验刑事审判,全面正确把握刑事审判的全局和使命,切实履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法律职责,成为一个亟待缕清的重大问题。
  在现代文明国家中,真正的和谐社会应当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妨碍该目标实现的因素。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冲突最明显的表征之一是犯罪总量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司法机关面临的压力逐步增大,被告人反复申诉的情形屡见不鲜,被害人“涉法上访”的情况增多,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稳定、有序的治安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尽管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不一而足,然而“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的命题,几乎无需再加以证明,法治是和平时期公民追求权利与自由、国家保持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卢梭所言:人人都服从,却没有人发号施令;人人都服务,却没有骑在人头上的主人;而且由于在这种明显的服从关系中,谁都没有损失任何自由,而只损失可能有害于别人的自由的东西,反而更加自由——这种情况又是怎样造成的呢?这些奇迹都是法律创造的。人们之有正义与自由应该完全归功于法律。其中,刑事法治又是其他一切法律之“治”的最后手段与防线。刑法不仅仅是一种刑法规范,更多的是强调通过刑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达到的某种秩序或状态。在刑法背后,涉及更广阔的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背景,因而也就具有更深层次的文明性的价值判断。固然,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仅仅依靠刑法的作用,但是基于犯罪是和谐社会中最大的不和谐,因此刑法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的统一成为人们对法治社会道路的理性选择。在现行刑事审判体制中,最能体现和谐社会的机制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刑事和解、未成年罪犯的刑罚等制度。但是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囿于国权主义思想、审判人员的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不健全、制度设计缺失等因由,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多地方仍然亟待完善,下面就以上三个方面论述改革的方向,以期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
  
  一、刑事和解
  
  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以被告人和刑事被害人面对面协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一直是体现刑法谦抑性的主题。西方国家司法改革者提出了刑事和解的理念,在英、美、德、加拿大等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一直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所注目,目前已形成稳定、通行的操作模式,积累了不少经验。然而在探及刑事和解程序的目标、理论渊源、该程序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适当位置时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考察了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理论基础并提出了本土化构想。我们认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各种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应当逐步摸索实行。
  在传统的刑事法律体制中,刑事被害人只是作为纯粹的被害方而存在,业已失去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国家如何对待犯罪分子已经和刑事被害人没有实质的联系。国家在处置犯罪时开始拥有完全的主导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犯罪行为不仅仅被认为是对被害人个人的侵害,而是对国家、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威胁或危害,国家俨然成为任何犯罪的受害者,起诉活动也顺理成章地代表国家提出,而非代表被害人提出。量刑活动也不是以被害人为依据或考察的主要标准之一,而是以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危害大小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刑罚的执行活动更是以受刑人复归社会的可能性为标尺。这种国家本位的刑罚价值观导致刑事和解缺乏发展的空间。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垄断了公权力。
  在现代国家,国家本位的刑事观受到质疑,与此密切相关的传统刑罚理念也应该有选择地摒弃。基于民主法治国的原则,刑事追诉并非全是国家统治的事务,而仅是公共事务之一种,容许私权对之产生适当影响并无不妥,被告人与被害人间关系的和谐化亦体现了国家权力推定范围内的自我制约。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4条规定,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忽视、漠视刑事被害人的权益。即使加强了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仍然是一种残缺的法治。国外的实践证明,在刑事司法体系内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兼顾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利益,它反映并体现了新的刑事观念如刑事诉讼的经济性、刑罚的开放性、谦抑性、行刑的社会化等,是一种符合世界刑事观演进规律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后,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如果达成协议,前者在认罪、认错并同意赔偿被害人一定损失的基础上,由双方共同向公安、检察院或者法院提出申请,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不再追究,犯罪情节稍重的可以从轻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双方表示不再上诉和申诉。“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最终为犯罪人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而创造条件。”当然,刑事和解并非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客观上存在着其本质所决定的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徐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些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决定是否采取活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二是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但是刑事和解观念代表了刑事司法制度的一种全新的价值取向,经过“合作与协商”的过程,平复了被害人的身体及心理创伤,加快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步伐,在调和“公正与效率”这一刑事司法中的矛盾的同时,也避免了当事人双方潜在冲突的诱发和激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实行刑事和解成为现阶段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一般认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指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性,客观条件是指案件事实与证据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刑事和解应以加害人的有罪答辩与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为基本前提。有罪答辩意味着加害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犯罪行 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如果就是否有罪的问题需要用刑事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那么,刑事和解就会增加一个事实证明和责任分配的程序,而刑事和解也就无法体现其意义;再者,刑事和解的初衷是为被害人提供发泄情感的渠道,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它根本就无法达到预期的设计效果。其次,刑事和解还应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为客观前提。国外刑事和解制度对和解的客观条件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但在操作上大致以基本查明案件事实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即可确定犯罪事实已经发生、加害人是犯罪行为人。我国微罪不起诉的具体要求则是证据确实充分,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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