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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关键词展开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卞建林 田心则  来源:www.bob123.com  发布时间:最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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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中国当下社会的不断变革中而“日新月异”地行进着。“追求和谐、关照权利、规范权力、创新理念、服务实践”构成了2007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关键词,以之展开对过去一年本学科学术发展的忠实记录和客观检讨,将能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乃至我国法治进程的未来走向得出富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学 和谐权利 权力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作为一部重要的部门法,刑事诉讼法并不仅仅是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助法,实际上在其繁密的技术性、程序性的法律条文背后,隐含了对国家经由诉讼这种方式而惩治犯罪和恢复秩序的过程中亦要同时追求公平、正义和自由、人权等诸价值的强烈期待。换言之,刑事诉讼法是要以其法律的刚性力量来实现“诉讼程序”对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刚性规范——而这正是现代法治精神的精髓所在。应当说,对刑事诉讼法的这种功能认识是与我国在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及其展开息息相关的,因此,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实际上是以国家、社会以及时代的发展为宏观背景的,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研判也应当在这一背景下进行。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经对诉讼法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论断,他指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在程序法的发展过程中,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反衬出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刑事程序的历史,清楚地反映出国家从封建国家经过专制国家、直到宪政国家的发展转变过程。”过去的一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扩展与深化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因为“改革”而日新月异的国度中“行进”着,并也因此而“日新月异”着。
  正如同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标明该时代特征的流行语一样,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2007年的发展也可以抽象为若干关键词,本文以过去一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成果产出以及学术活动作为研究样本,选取了最能反映这一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的五个关键词展开分析。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记载、描述和评析不仅可以对2007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发展的细节进行忠实记录和客观检讨,更希望通过这种记录和检讨能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乃至我国法治进程的未来走向得出富有意义的启示。
  
  一、追求和谐: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使命
  
  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构成,与政治密不可分。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致力于探究属于本学科自身制度规律与原理的同时,也不能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主流话语相脱钩;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追求多元化甚至个性化的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必须要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判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繁荣法学研究的根本要求”。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构成了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大主题。谢佑平运用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真理观和方法论对刑事诉讼规律进行了研究,认为能够促进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刑事诉讼的属性应当包括程序的独立性、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公开性和程序的科学性。同样,和谐,作为当代中国另一大主题,“法学研究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和谐这个主题,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大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问题为研究重点,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衡量法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标准,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自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之始,刑事诉讼法学界就给予了迅速而热烈的响应,2007年刑事诉讼法学在研究方向上继续贯彻了这一思路,并且更加深入,与之有关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层出不穷,反映了刑事诉讼学界已经将通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而实现刑事诉讼法律和谐、刑事诉讼制度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确立为一项崭新而重大的学术使命。
  但是,如何探讨出一条能够深入结合“和谐”理念开展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方法目前仍在努力之中。多数学者是将“和谐社会”设定为展开学术思考的宏观时代背景,致力于探寻和谐社会对于宏观刑事诉讼理念和刑事司法理念以及微观刑事程序建设和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时代性要求。左卫民指出了和谐社会下正在改革的刑事司法制度体系实现和谐的路向,认为应当树立柔和化的程序观,以改变绝对追求程序对抗性的观念,消解过度刚性与压制性的程序形态,建立一些如刑事和解程序的非对抗式的程序场景。龙宗智提出了在和谐社会下正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现和谐的几条标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协调、贯彻国际规则的同时尊重本国国情、在保持法律稳定性中实现法律的与时俱进、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同时保持条文的适度规模。在微观制度层面,比如在死刑问题上,陈光中先生认为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此既不能废除死刑,也不能过多地适用死刑,为了避免出现错杀、冤杀,死刑复核权就不仅要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而且也要在死刑案件中实行更为严格的证据制度,主要体现为要切实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也不能采取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即95%以上概率的标准,而要在证明关键犯罪事实的问题上追求100%的程度。崔敏教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少杀慎刑是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是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观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应当正确对待死刑的功能,在通过死刑制裁犯罪的同时,也要立足于通过死刑的正当和慎重的使用来解决社会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独生子女犯罪被判处死刑后的罪犯家庭情绪问题等。龙宗智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背景分析了检察权的具体行使问题,认为当下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因此而呈现出社会关系不稳定、资源稀缺难以支持良性的社会运作、发展不平衡矛盾较为突出以及违法行为普遍化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构成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障碍,为此应当实施政策指导型刑事司法,注意“软性”司法手段的运用以及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在检察权的行使上就应当注意逮捕权运用的客观性与中立性;注意公诉权运用的谦抑;推进协商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注意在查处职务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有些学者不仅将“和谐社会”作为制度探讨的语境,而且还对“和谐”理念本身进行了剖析并将其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工具。卞建林通过对“和谐”进行的语意分析以及相衍生的规范分析认为,对和谐的追求并不是要消灭矛盾,和谐其实是矛盾的一种运动状态,和谐关系是一种有差异的事物能够相互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状态,在此基础上,他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权力和谐化的主张。
  由上可见,虽然和谐社会理念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从而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也构成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但可喜的是,经过这两年学界的潜心钻研,2007年在这一方面的研究 进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突破,尤其是在和谐理念的指引下,学界对我国过去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重犯罪报应论、轻犯罪预防论,重国家职权的强制性、轻公民权利的处分自主性等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达成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结论,如较为一致地认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主张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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